出自五代花蕊夫人的《述國亡詩》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

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后蜀的君王城樓上竟然豎起了白旗，我被封鎖在了這冷清清的行宮里哪里知道？

十四萬軍士一起放下武器投降，這些人中沒有一個是真正守家衛(wèi)國的男子！

妾：花蕊夫人自稱。

解甲：解除武裝，指投降。

更無：一作“寧無”。

這首詩的具體創(chuàng)作時間不詳。費氏（一說姓徐），青城（今四川都江堰市）人，因才貌雙全，得幸于后蜀主孟昶，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她曾仿王建作宮詞百首，為時人稱許。孟蜀亡國后，被擄入宋。宋太祖久聞其詩名，召她陳詩。徐氏就誦了這首“述亡國之由”的詩。

這首詩第一句是敘述蜀國降宋的事實，第二句使詩意更為深入，同時也展示出了這位宮妃的內(nèi)心活動和對蜀國滅亡的看法。第三句具體講述蜀國投降的慘狀，第四句用了反問句式并運用反語斥責了蜀主的無能，又嘲笑了文武群臣甘當俘虜?shù)某髴B(tài)，從而表明了這位宮妃的愛國之心，報國之志。

此詩破題就直述國亡之事：“君王城上豎降旗”。史載后蜀君臣極為奢侈，荒淫誤國，宋軍壓境時，孟昶一籌莫展，屈辱投降。詩句只說“豎降旗”，遣詞含蓄。下語只三分而命意十分，耐人玩味。

“妾在深宮那得知”純用口語，而意蘊微妙。大致有兩重含義：首先，歷代追咎國亡的詩文多持“女禍亡國”論，如把商亡歸咎于妲己，把吳亡歸咎于西施等等。而這句詩則象是針對“女禍亡國”而作的自我申辯。語似輕聲嘆息，然措詞微婉，而大有深意。其次，即使退一步說，“妾”及時得知投降的事也照樣于事無補，一個弱女子不可能有回天之力。不過，“那得知”云云畢竟還表示了一種廉恥之心，比起甘心作階下囚的“男兒”們終究不可同日而語。這就為下面的怒斥預(yù)留了地步。

第三句照應(yīng)首句“豎降旗”，描繪出蜀軍“十四萬人齊解甲”的投降場面。史載當時破蜀宋軍僅數(shù)萬人，而后蜀則有“十四萬人”之眾。以數(shù)倍于敵的兵力，背城借一，即使面臨強敵，當無亡國之理。可是一向耽于享樂的孟蜀君臣毫無斗志，聞風喪膽，終于演出眾降于寡的丑劇。“十四萬人”沒有一個死國的志士，沒有一星半點丈夫氣概，當然是語帶夸張，卻有力寫出了一個女子的羞憤：可恥在于不戰(zhàn)而亡。

至此，作者的羞憤痛切之情已醞釀充分，于是爆發(fā)出一句熱罵：“更無一個是男兒！”“更無一個”與“十四萬人”對比，“男兒”與前面“妾”對照，可謂痛快淋漓。“詩可以怨”，其實豈但可怨而已，這里已是“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了。

此詩寫得很有激情，表現(xiàn)出亡國的沉痛和對誤國者的痛切之情；更寫得有個性，活現(xiàn)出一個活潑潑有性格的女性形象。詩人以女子身份罵人枉為男兒，就比一般有力，個性色彩鮮明。就全詩看，有前三句委婉含蓄作鋪墊，雖潑辣而不失委婉，非一味發(fā)露、缺乏情韻之作可比。

據(jù)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花蕊夫人作此詩則有所本。“前蜀王衍降后唐，王承旨作詩云：‘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系旗。二十萬人齊拱手，更無一個是男兒。’”對照二詩，徐氏對王詩幾處改動都很好。原詩前二句太刻意吃力，不如改作之含蓄有味，特別是改用第一人稱“妾”的口氣來寫，比原作多一重意味，頓添神采。這樣的改作實有再造之功。就詩人陳詩一事而論，不但表現(xiàn)了廉恥之心，而且有幾分膽氣。這行為本身就足為孟蜀“男兒”羞。所以，此詩得到一代雄主趙匡胤的賞識，不是偶然的。

花蕊夫人 : 在五代十國時期，有幾位被稱作花蕊夫人的女性，她們不僅容貌美麗，而且能詩善賦，多才多藝。有關(guān)她們的事跡，多散見于五代至兩宋的各種史籍之中，因其所處時代相同，且又均被稱為花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