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文翹楚

李流芳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文學家，以詩歌和小品聞名于世。天啟，崇禎年間，文壇上正是竟陵之氣方盛，公安之余波未絕之時。李流芳詩文既不同于以復古求革新的李攀龍等“后七子”，也有別于神秘晦澀的鐘惺等人，而以自然平易、質樸清新的風格，書寫自己的真情實感。

李流芳的詩歌風格類似于陶淵明的《游斜川》和白居易的《香山集》，他還深受好友程嘉燧的影響。他認為詩應是性情的真實流露，性情是詩歌的生命。要做詩，就應該培養自己的性情。至于詩的表達形式，這都是詩人在求表現其性情之時的自然流露。他的作品就是循著這一觀點創作的。

如他的五言詩《過臬亭龍居灣宿永慶禪院同一濂澄心恒可諸上人步月》記其“出西湖”、“向黃鶴”、到龍居灣永慶禪院同闊別已久的一濂等僧友歡聚的情景，狀“霜余山容淺、天清海氣薄”之勝境，抒“暫歇塵勞心，始知寂滅樂”之善緣和“夜長愜深語”的歡趣，以及“千林流素”之時與僧友一道步月吟詩之意境神韻，可與蘇軾那首膾炙人口的《記承天寺夜游》相比并。

李流芳的文章亦為文人所重。內容為敘事懷人、山水游記和題畫及序，以題畫為多。這些文章不長，但都清新自然，風姿各異；筆墨平淡，感情真摯深厚。正如黃宗羲所言：“長蘅無他大文，其題畫冊，瀟灑數言，便使讀者如身出其間，真是文中有畫也。”

他的《題燈上人竹卷》便是一例。這篇短文與其所繪尺幅小畫筆致非常相似，信手寫來，淡淡數筆，而情趣盎然。沒有雕飾之痕，而有淡永之美。作者追憶與上人相知的經過，平平敘來，三言兩語，而別后思念之情溢于紙上。“幽窗幾凈”三句，今與昔、情與景融成一片。談及繪事，則以千竿真竹化為烏有的惋惜，反襯友人畫竹筆墨益進的可喜，由此又生奇幻之思，說畫竹乃真竹所化。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奇幻中又帶有詼謔，見友人畫藝大進，自己為此感到高興。

李流芳于崇禎元年（1628）病中自選詩文12卷（古今體詩6卷，共366首；雜文4卷，題畫跋2卷，共90篇），定名《檀園集》，命侄子李宜之和子李杭之校勘。崇禎三年（1630）由知縣謝三賓合唐時升、婁堅和程嘉燧三人詩文編成《嘉定四君子集》出版。

清乾隆46年（1781），《檀園集》被欽定為《四庫全書、集部六》。1993年《檀園集》入選《四庫明人文集叢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書法大成

李流芳書法源于蘇軾，擅長行書和草書，為一代著名的書法家。書法風格渾厚而大氣、自然而嚴謹，與繪畫一樣，在書法上受董其昌的影響，力求生秀古淡。 他在《跋摹書帖》中對書法藝術有一段極為精到的論述。他認為：學習書法，要臨帖但不要成為字匠，不求形似而應汲取傳統的精髓；要師古但又要創新，應自具風貌。他又非常重視文學趣味和學識修養對筆墨書畫的影響，他的書畫充滿了悠悠的文人氣息。

他以蘇軾為模范，取蘇字扁平的形體，而去其豐腴及天真爛漫，改為細勁堅挺的筆道，于是筋骨雋峭，風神一變，正如行家所評：能得蘇字精髓，又具自家面目。

上海博物館藏其《李白游洞庭湖詩軸》，行書“天門中斷楚江分，水盡天南不見云。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吊湘君。”用筆圓潤，以氣韻取勝，結體肥瘦得益，自然舒展而無矯揉造作之態；起筆收鋒，沉著俐落，縱放有度，節奏平穩而錯落有致；橫豎撇捺，頗得蘇字風神氣度，點劃細微處又自出意匠。學蘇字又不完全與蘇字雷同，當屬明人學蘇字中的上品。

再如入選國家“九·五”重點圖書《國寶大典》的自書五言詩軸，行書共40句，屬借景勸世之作。全篇章法勻稱，結構嚴謹，點劃精到，頗見功力。風格在蘇東坡和趙頫之間。但細觀之，長蘅此書又有其獨到之處：一是方筆多起筆處多有棱角，由于筆間牽絲流暢，行筆有動勢，仍不失靈動之感；二是撇多收鋒，顯得較為含蓄，也增強其力度感，這似乎趙字。李氏書法，學古能變，且獨具風格。

李氏行書，在點畫筆意處匠心獨具，心意迭出，是明代學蘇中的佼佼者。在入古出新方面，他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對后人有一定的影響。平素題畫之作，多用行書，筆致含蓄，行筆流暢，與畫相得益彰。

李氏草書參用杯素法，但絕不放縱。而只是增加點劃之間顧盼、回環、牽聯。結體取橫向，縱向均加大向上的傾斜幅度，從而加強整體篇章的動感。據說他晚年曾草書唐宋先賢詩達數十巨冊，既研詩律，又練書法，可知其習書之勤勞，煉字之功力。

李流芳傳世墨寶比較多，有扇面、手札、立軸和題畫，絕大多數收藏于江、浙、滬和蘇州市等博物館。其作品被輯入《中國書法名作大觀》和《國寶大典》等典籍。

畫苑健將

畫家李流芳，工山水，兼善花卉。其畫主要師承五代董源、巨然以及元代四大家黃公望、王蒙、吳鎮和倪云林。李流芳《秋林亭子圖》軸，上自題七絕一首：“山作礬頭水少紋，巨然烘染董源皴。一間山水閑亭子，脫手平分與故人。”這無異于聲明自己的筆墨是從董、巨中學來的。事實上，李流芳在傳統學習上并非局限于一、兩家。三百年來風行海內外，盛傳不衰的《芥子園畫譜》（上水部分）就是以他臨仿古人各家風格的課徒畫稿為藍本整理、增編而成。

李流芳在繪畫上既崇尚宋元各家，又能注重師法自然，強調寫生，于畫中自創新意。《吳中十景圖》冊是他寫生作品中的代表作。他以藝術家的視角攝取吳中十處風景名勝入畫，摹寫真實生動，主景次景剪裁得宜，他的傳神之筆塑造的藝術形象展示了吳中勝景特有的風采，令人神往。他五十歲時畫的一副雪景軸也來源于生活經驗，畫上自題：“甲子臘月十三日，歸自吳門，大雪彌日，舟過城南，見留光樹色，冒雪含煙，頗不乏致，輒畫此紙。”他每次游西湖，都要帶回很多寫生稿，總之他的寫實功夫是比較突出的。他常以自然山水為畫本，隨手寫景，所以筆端不落俗套，富有生氣，形成一種清新、秀逸的獨特風格。董其昌贊道：“長蘅以山水擅長，余所服贗乃其寫生，又有別趣。”

山水外，李流芳又善作水墨寫意花卉。他的花卉，筆勢飛舞，潑墨淋漓，別有一種逸趣。歸昌世嘆為：“其娟美之致，俱在筆墨之外，真不可及。”董其昌評為：“竹石花卉之類，無所不備。出入宋元，逸氣飛動。”總之，李流芳的高超畫藝使他成為晚明畫壇上卓有聲譽的大家。

他的畫，同他的詩文一樣，寄托了他的思想感情，完全成為作者抒發個人性靈的憑借。其《長林豐草圖》軸，足具代表性：遠山秀朗，湖中風帆一片，堤岸楊柳扶疏，水草豐盛，茅屋中有一老人正仰首低吟，隱居的惆悵心情，使滿幅明媚江南春色，織入幾許愁絲恨縷。細讀右上題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可謂作者傷時不遇的郁悶，報國無門的悲哀，盡融解到那長林豐草的媚人景色中。

李流芳曾言：“畫會之真山真水總不似，畫會之古人總不似，畫會之詩總不似。”“萃造化、古人、詩境于一局，以不似求真似。”這便是他畫學思想中著名的“三不似”理論，其精神即繪畫應做到形似和神似，寫實與詩境高度完美的融合統一，體現了李流芳要求突破傳統、改革創新的精神，何等珍貴。根據他的畫卷題畫跋語編成的《檀園論畫》，為中國畫論的可貴資料。

其繪畫作品為國內外許多博物館珍藏，并入選《國寶大典》和《海外珍藏中國名畫》等繪畫經典。

印壇名流

詩、書、畫之外，李流芳還精于治印。他宗法文彭，上溯漢制，又自具創意。是三橋（即文彭）派中骨干，與皖派篆刻大家何震齊名。

如李氏印作“每蒙天一笑”，語出杜甫《能畫》，離開原詩的語境，可以理解為自謙之詞。意思是刻印、畫畫或寫的字，“小動作”也安排得比較巧妙。運刀以沖為主，帶有反刀動作，頗似蘇宣。線條質樸，沒有過多曲折，剛柔互補，整個效果爽朗清麗，筆意舒展。有一種輕松、自然、貌淡神濃的秦漢風范。

再如他的另一枚印作“山則之臞”，它語出《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古人常以“山澤之臞”來形容隱跡山林的高人隱士，刻此四字恐怕是李流芳自我心境的流露。這件作品，在章法上采用了回文法，以求得虛實對角呼應；在筆法刀法上，顯得有骨有肉，自然輕松，流溢著一種不經意的創作心態。

總之，他的作品大都是粗服亂頭，縱橫沖撞，線條古拙樸茂而無故意修飾之概，風格豪放瀟灑不羈，在粗糙中見出元氣淋漓的大度來，比起刻意工整又時俗之氣充斥的匠氣之作來，這樣的作品顯然更有魅力。他那“不擇石、不利刃、不配字畫，信手勒成”的風度，正是一種才子型的創作，他是個地道的寫意派篆刻家。

李流芳既精于篆刻，又是位詩文高手，所以常常以名流身份出現在印壇，為同時代的篆刻家的印譜撰寫序跋，其中不乏精彩的記述和有價值的見解。

“余少年時游戲此道，偕吾休友人競相摹仿，往往相對，酒闌茶罷，刀筆之聲扎扎不已，或得意叫嘯，互相標目前無古人，今漸老，追憶往事，已如隔世矣。”

“印文不專以摩古為貴，難于變化合道耳。三橋、雪漁其佳處正不在規規秦漢，然而有秦漢之意矣。”

以上文辭，集中反映了明朝后期印章創作追求個性解放的思潮。他所謂：“前無古人”、“印文不專以摩古為貴”，并非無視古人，實乃通古變今，入古出新，它提示了印章藝術發展的方向。明朝萬歷年間，印學思想流派紛呈，李流芳為“入古出新”派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篆刻作品被輯入《中國閑章藝術集錦》和《歷代閑章名品鑒賞》等典籍，他有關印學的論文入選《歷代印學論文選》。

李流芳以詩文和本縣程嘉燧、唐時升、婁堅合稱“嘉定四先生”；他和松江畫派班頭董其昌，以及陳繼儒、楊文聰、王時敏、王鑒、程嘉燧、張學曾、卞文瑜、邵彌等合為“畫中九友”；在篆刻界，他與歸昌世、王志堅合稱“三才子”，享有詩書畫印俱佳、詩書畫三絕的稱譽，在我國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一位對后人有影響的文人藝術家。如現代著名畫家黃賓虹非常推崇他的人品和畫品，早年即對其畫十分傾心，且廣為搜羅，深入研習，從中獲益甚多。

萬歷三年（1575）李流芳出生于嘉定南翔一戶官宦人家。原籍安徽歙縣南豐。祖父 李文邦為遷翔始祖，任成山衛指揮使，封贈公爵。父親李汝筠系縣學生。伯父李汝節是嘉靖進士，官安吉知州。堂兄李先芳。萬歷進士，四川參議。李流芳兄弟四人：長兄李元芳，諸生，詩人；仲兄李名芳萬歷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弟李三芳，定海縣丞。李流芳排行第三，人稱李三長蘅。

李流芳青少年時，潛身東林庵中，認真讀書，企求科舉入仕。萬歷三十四年(1606)，32歲中舉，后又兩度赴京參加殿試皆不第。時朝廷為太監魏忠賢及其黨羽把持，仕途兇吉難料。他感到氣餒，回到家鄉，自建“檀園”，絕意仕途。他經常游覽杭州西湖，一邊游湖一邊作畫，并提筆寫下一系列題跋，一派高人逸士之風度。為人耿直，詩風清新自然，文品為士林翹楚。魏忠賢建生祠不往拜，與人云：“拜，一時事，不拜，千古事。”

李流芳和程嘉燧，詩文書畫齊名。李氏曾對好友錢謙益說：“精舍輕舟，晴窗明己，看孟陽（程嘉燧）吟詩作畫乃是生平第一快事。”錢謙益曰：“吾卻有二快，兼看兄與孟陽耳。”崇禎元年（1628），錢謙益被放，坐帳論牘，病中的李流芳聞訊，扶枕浩嘆：“不可為矣！”

崇禎二年 (1629)閏四月三日李流芳卒于檀園，享年五十五歲。錢謙益作《李長蘅墓志銘》，程嘉燧書丹，宋玨篆蓋，侯峒曾作《祭李長蘅先生文》。清嘉定詩人林大中有詩夸其“憶當晚明時，官途亦多術。高士多鄙之，堅臥獨不出。詩筆能清真，畫品亦超軼。不拜千古事，名言殊簡質。孝廉憂國家，嘔血遂以卒。”大書畫家董其昌曰：“其人千古其藝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