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擬第二十八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子云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晉書》作“苻朗”。則比跡于莊周，范曄則參蹤于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貽厥后來？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
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于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為帝王，目宰輔為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一脫“考”字。思欲擯抑馬《記》，師仿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集內“殺”多作“煞”。其大夫李斯”。夫一脫此三字。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于魯國，直云我而已。
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于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或作“但”。疑當作“時”。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后予相怨。而于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一作“被”。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春秋諸國，皆用夏正；原音：征。魯以行一作“用”。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
原注：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為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歷。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并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舊作“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且《史》、《漢》每于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于傳首不據文義刊正詳。舊作“已”，非。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此下當有“至匈奴招陵”五字，脫簡也。“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下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于《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復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昔一本誤多“謝承”二字。《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一多“則”字，一多“其”字。為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一脫“士”字。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一有“而”字。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一作“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于恐“矜”字之訛。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一無“而”字。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
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一作“彼”。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木相會，義理玄一作“互”。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匹夫，棲皇舊作“惶”。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后謂之連類者哉！
蓋《左氏》為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丑。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
故《左傳》敘恒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舊脫一“公”字。薨于車”。
桓十八。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舊多“又”字。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后詳其末，前后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鐘議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鐘儀于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土排徐湛、二字疑衍。江湛僵仆，于是始與劭有隙。其后三年，肩舊衍“徐”字。江湛舊無“湛”字。為元兇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一作“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茍前后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一作“子減”，一止作“臧”，并誤。前稱子產，則次見國當作“曰”。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舊誤作“有”。敬道；后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左氏》與《論語》，忽添《論語》，是古文參錯處。有敘人酬對，茍非煩詞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善人君子，四字通泛，恐有誤。功業不書，見于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舊誤作“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桓六。至蕭方等一脫“等”字。《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俊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睠與“眷”通，回顧之義。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子一脫“子”字。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昭二十一。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于邲，先濟者賞，而云：“上當作“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宣十二。夫不言攀舟恐脫“擾”字。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睹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于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之所以致譏于魯矣，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為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后來明達，其鑒之哉！ 書事第二十九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勛，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木力技藝殊異則書之。”干寶釋語，不必與五志分貼。于是采二家之所議，征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于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三科，以補五志也，亦不與后文關貼。于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
但自一無“自”字。古作者，鮮能無病。茍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后？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譏馬貶班，引用成語，以見作史最易招駁。勿粘看。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痏.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為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智猶其若此，而況庸庸者哉！節中作頓挫。茍目或訛作“自”。前哲之指蹤，校從來之所失，若王沈、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其說散見諸篇之中。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糾摘，窮其負累，雖擢發而數，庸可盡邪！子曰：“于予何誅？”于此一無“此”字。數家見之矣。
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圣人于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存若亡，最圓活。若吞燕卵而商生，啟龍漦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于秦皇，圯橋授書于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節中頓挫。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非關軍國興亡者。聚而編之，目為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
范曄博采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于《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亦作“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
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節中頓挫。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一作“槃”。謔小辯，嗤鄙異聞，在小說家，可無譏也。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說。
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馴而濫入國史矣。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痂，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為雅言。茍使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掌，一作“槃”。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
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為煩。榷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皇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麕。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愛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瑞或作“祥”。彌多，政逾劣而樣或作“瑞”。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征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
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臣。一作“長”。《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疑“威”字之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于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原注：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恒亦作“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
若乃一作“乃若”。百職一作“辟”，非。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推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茍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頂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南》、《北》諸史以后，大抵皆然。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
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為楚將，《史記。項羽本紀》。石建之后廉謹相承，《史記。萬石君傳》。此則其事尤異，略書于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于一鄉，行無聞于十室，而一無“而”字。乃敘其名位，一二或作“一一”。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
于是考茲四事，以觀今疑當作“近”。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
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紀一作“記”。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圣也，訪諸郯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能一作“熊”。之祟。
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見后篇元凱注。或五羖大夫，假趙良而見識。
《商君列傳》。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梼杌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
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一作“殊”。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者矣。
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推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人物第三十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
觀夫文籍肇創，史有《尚書》，知遠疏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閎夭。若斯人者，或為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孰甚焉。
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并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寧戚、田穰苴，斯并命代亦作“世”。大才，挺生杰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茍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范，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 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騖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皋陶、伊尹、傅說、仲山甫之流，并列經浩，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跡居多。盍各采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其言與《探賾》篇不相顧。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于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仆、顏駟、史岑之徒，其一脫“其”字。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于許、洛；何楨、許詢，文雅高于揚、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此亦網漏吞舟，過為迂闊者。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余，節概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后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
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袆陰受君命，戕賊零陵，乃守舊作“宗”，道一作“通”。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麑義烈，宣二。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于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
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一有“有”字。書名竹帛者，蓋唯記善而已。 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四百余年，明主一無“明主”二字。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四兇列于《尚書》，三叛見于《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系。一本此三句中“干”作“千”，無“亂”字、“滅”字。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
但近史所刊，有異于是。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陰情丑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穢乎？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傅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憲，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為少，書之唯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征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為列傳，不亦煩乎？
語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察所不該，謂明不能遍。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珍，齊竽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
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關鍵詞：內篇,史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