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才第三十一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茍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 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峻、一本峻獨不書名而書字，非。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于著書，達于史體；然觀一無“觀”字。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案伯喈于朔方舊誤作“方朔”，或誤作“方翔”。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于《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遏以堤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孝標持論談一作“析”。理，誠為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為煩碎；《山棲》一志，直論一作“是”。文章。句恐有訛字。諒難以偶跡遷、固，比肩陳、范者也。 孝穆在齊，有志一有“于”字。梁史，及還江左，一有“而”字。書竟不成。
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為，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迍邅不遇。觀一無“觀”字。其銳情自敘，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者乎！ 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撲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一作“皎”。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于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于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 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為式也，羅含、謝客宛為歌頌之文，蕭繹、江淹直一作“究”。成銘贊之序，“序”字似當作“筆”。溫子升尤工一作“喜”。復語，盧思道雅好麗作“儷”字用。詞，江總猖獗以沉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駁，一至于斯。而況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未圓備，表里無咎，蓋亦難矣。
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于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當有“值”字。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舊訛作“職”。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為能，一作“共為能事”。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一無“其“字。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于流俗，見嗤于朋黨。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一無“也”字。 昔傅玄或作“毅”，非。有云：一脫“云”字。“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于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后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于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以上并傅玄語。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一有“之”字。所嘆，豈獨當今者哉！一無“當”字、“者”字。
序傳第三十二蓋作者自敘，其流出于中古乎？一無“乎”字。案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于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征三閭之故事，放讀“仿”。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于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余波，自敘之篇，實煩于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
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闊，道路綿長。故其自敘始于氏出重黎，終于身為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漢書》，止敘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敘也，則遠征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及，一作“聞”。逾于本書遠矣。而后來敘傳，非止一家，竟學孟堅，從風而靡。施于家諜，一作“譜”。猶或可通，列于國史，多一作“每”。見其失者矣。
然自敘之為義也，茍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序，乃舊訛“及”。記其容游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于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圣。
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茍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
夫自媒自炫，士女之丑行。然則人奠我知，君子不舊作“所”，誤。恥。
案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也。”又曰：“吾每自一依經作“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吾之先一依經作“昔者吾”。友，嘗從事于斯矣。”則圣達之舊無“之”字。立言也，時亦揚露己才，或托諷以見其情，或選與“巽”通。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言一作“見”。爾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敘也，始以夸尚為宗。至魏文帝、傅玄、陶梅、恐誤，或當作“梅陶”。葛洪之徒，則又逾于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圣，謙以自牧者歟？
又近古人倫，喜稱閥閱。其蓽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骍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迫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并為曹氏之初；淳維、當作“始均”。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內舊訛作“南”。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炯“先約炯”一作“約先后”，非。之言一作“序”。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胄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故，舊作“古”。失之彌遠者矣。蓋諂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為敘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煩省第三十三昔荀卿有云：遠略近詳。舊作“錄遠略近”，誤。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為辨舊作“患”，誤。者久矣。及干令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
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并《史議》原文。又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并《優劣論》原文。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甚。“甚”舊作“非”。恐誤。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后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
余以為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猶古“由”通。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
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一訛“言”。吉兇大事，見知于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一作“同”。盟而始赴。茍異于是，則無得而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
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啟東南，地僻界一作“遠”，非。于諸戎，人罕通于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以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而一作“各”。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一作“事”。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原注：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倍，此亦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傳者注書已先覺之矣。此一作“左”。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
及漢氏一作“時”。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于闕廷；輶軒之使，月一作“日”。馳于郡國。作者居府于京兆，“府”字舊訛在“京兆”下。征事于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于《春秋》也。
降及東京，作者彌眾。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代一作“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于是筆削所采，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即《后漢書》也。所以又廣于《前漢》也。
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一作“周”。悉江左，京洛事缺于三吳；陳壽偏委悉也。一作“安”，非。蜀中，巴、梁語詳于二或作“一”，非。國。《蜀志》最短，何以云然？
恐兼壽所撰《益部耆舊傳》而言。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大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采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于大邦也。
夫論史之煩省者，一無“者”字。但當要一作“求”。其事有妄載，苦于榛蕪，言有闕書，傷于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弟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丘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于牛鳴，叔孫志夢于天壓，楚人教晉以拔篩，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于柏父，陳平獻計于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仆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衷也，不衷于一也。從可知矣。 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系辭》。俱為大圣，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于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于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句踐霸世，施于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為秦開蜀，施于三國，則鄧艾、鐘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后一作”今”，非。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同后來于往世，“同后來”舊作“后來同”，誤。限一概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疏遺，尤其率略者矣。 而議者茍嗤沈、蕭之所記，《宋書》、《南齊書》，事倍于孫、習；皆有《晉史》。華、謝之所編，皆《后漢書》。語煩于班、馬，此四句舊木雜亂不成語，錄見篇后。不亦謬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關鍵詞：內篇,史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