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學淵源

劉知幾出生于一個世代官宦之家，書香門第。他的曾祖劉珉為北齊唯陽太守，祖父劉務本為隋留縣長。知幾的從祖父劉胤之“少有學業”，在隋時即與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為“忘年之友”。唐高祖武德年間為信都令，曾與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楊仁卿等，一同撰成國史和實錄，并因之授封陽城縣男。

劉知幾的從父劉延佑進士及第，頗有文名。劉知幾的父親劉藏器在高宗時為侍御史。監察御史魏元忠很稱贊劉藏器賢能，高宗也打算提升他為吏部侍郎，因遭魏玄同的反對，便放他出為宋州司馬。其執法如山，無所阿私，言詞抗直，不畏權貴，甚至敢于批評當朝天子“用舍由情”、“失信”。

劉知幾有兩位胞兄，長兄知柔，仲兄知章。知柔“性簡靜，美風儀”，與知幾俱以善文詞知名，在官也有善政。累遷工部尚書、太子賓客、封彭城縣男。據李邕《劉知柔神道碑》云：“公春秋七十有五，以開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遇疾，薨于東都康俗里之私第。”依此推斷，知柔當生于貞觀二十三年（649年），比知幾長十二歲。李邕稱頌知柔先人“莫不都長忠方，簡質貞亮，業行優絕，政理殊尤”，贊美知柔“立年博達，典學為海；懿文為林，鎮重為山，幽靜為骨，清談事約，言遣理深。謙常后身，儉不逼下”，且“儀形碩偉，風神散逸”。

知幾出生于唐高宗龍朔元年（661年），那年，其父五十有四，知柔一十有三。他生長在“鼓簧史撰，柱石邦家”的官宦之家和書香門第里，整個家庭氛圍的習染，使劉知幾的童年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

在知幾的先輩中，同史學頗多關系者是他的從祖父劉胤之和從父劉延佑，而其父兄皆以詞學知名，幼年時代的劉知幾多受父兄黛陶，頗善文詞，這為他一生的學術事業打下堅實基礎。

知幾夙好史學，也許受了從祖、從父的影響，更重要的乃是個人的志趣，其父能順其秉性，采取了“因材施教”之法，調動了劉知幾求學的積極性，使之順利地踏上了史學道路。

少年學習

有關劉知幾青少年時代的學習生活，劉知幾在《史通》中有所記載。《自敘》說：予幼奉庭訓，早游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嘆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于是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后，未見其事，乞且觀余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于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

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于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于專心諸史，我則無暇。劉知幾《自敘》相當具體地敘述了他在二十歲前的讀書生活。劉知幾從十一歲讀《左傳》，次讀《史》、《漢》、《三國志》，再次讀“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不只是一史只讀一部，而是“觸類而觀”，到了十七歲便“窺覽略周”。《隋書·經籍志》著錄史部之書凡817部，13264卷，知幾若“窺覽略周”的話，其數目實在不小。以半數計，也是相當可觀了。

劉知幾走了一條自己的治學道路。他不走“精此一經”之路，“辭以獲麟已后，未見其事，乞且觀余部，以廣異聞”。他博覽古今史籍，目的是想了解“古今沿革，歷數相承”，他“觸類而觀，不假師訓”，凡所讀書，粗知“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這種治學的目的和方法，一反經學箋注主義，為了通曉古今沿革變遷，采用的是“通古今之變”的方法。

“不假師訓”，走獨立鉆研的路，這其中首先表現為他不盲目迷信師訓，而且對師訓、成說表現出某種懷疑和批判精神。他在《自敘》中說：“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后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為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于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后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少年劉知幾的質疑精神，是其治學風格的重要特征。劉知幾在青少年時代博極群書，積累了融會古今的淵博學識，從而打下了一生的學問基礎。這博通的治學道路是少年劉知幾治學的又一特征。前已提及，少年劉知幾在十七歲前對古今史籍“窺覽略周”，已屬不易。他在經、史之外，也讀了大量文學的書。

盡管他夙好史學，但家學傳統的薰陶，父兄的言傳身教，也頗喜詩賦。

他是在高宗永隆元年（680）應科舉進士及第的。在《史通·忤時》篇說：“仆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于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大體反映了他在舉進士之前的學習歷程。經史文的結合，奠定了他一生治學的基礎。

知幾“以同學知名”應該是二十歲前后的事，他說：“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為，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余初好文筆，頗獲譽于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于知己。”結合“仆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于史傳之言，尤所耽悅”的話，可以看出知幾青少年時代奔走文史的路徑。

《史通·自敘》中也曾披露，他在科舉前“未暇”“專心諸史”，而“射策登朝”之后，“思有余閑，獲遂本愿，旅游京洛，頗積年歲，公私借書，恣情披閱。”這說明，知幾在幼年時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從家庭教育中很早就喜歡上了史學，確立了學史、研史的志愿。二十歲前由于父兄的黛陶，也一度喜愛詩賦文章，頗得世人稱譽。自踏入仕途以后，乃專心于史學事業。

步入仕途

劉知幾二十歲后步入仕途，隨著學識日進，逐步形成了自己對史學的看法。知幾進士及第后，經吏部考試，授獲嘉縣（今河南省獲嘉縣）主簿。這是一個正九品的小官，負責一縣的文書，是縣衙幕僚之首。知幾在公務之暇仍潛心墳典，經史百家，無不涉獵，雜記小書，在所瀏覽。當時的京城長安和東都洛陽，自然是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兩大重心，獲嘉縣地近兩都，知幾得以旅游京洛，飽覽公私藏書。自永隆元年（680年）入仕起至圣歷二年（699）調職京都止，近二十年，知幾都是在公務之閑博覽群史，實際上是學史研史的二十年。

劉知幾登上仕途之時，適值武則天以皇后身分干政之際。她是實際上的執政者。到武則天統治的最后時期，即天授（690—692）之后，社會政治緊張的局面方趨緩和。天授初年，武氏急于培植擁護她的社會力量，取得士人支持，收天下之心，因而“大搜隱逸”，一時間官吏冗濫成災。劉知幾在天授二年（691）十二月，以剛直的態度，敏銳的政治眼光，上書請淘汰尸位素餐的官吏。同年，知幾又上書建議“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

證圣元年（695年），劉知幾針對當時赦有無度的弊端，提出“節赦”的主張。

劉知幾表陳四事，涉及于官吏的社會作用、選拔標準以及管理使用辦法等諸方面的問題，而集中于對現實政治中妄授妄施等腐敗現象的批判。

就在這個時期，劉知幾寫了一篇《思慎賦》。這篇賦既顯露了劉知幾的才華，也道出了他的苦悶，特別是抒發了他在苦悶之下經過冷靜思考而痛下的志向。以知幾之博學卓識之才，充任九品主簿，自然是大材小用，而且從弱冠之年入仕之始直到寫《思慎賦》時已十五年沒有遷升，感到仕途前程渺茫，這“思慎”只能是對現實的抗爭。在盛唐的政治舞臺上，劉知幾身居仕班，但他沒有成為政治家，是社會沒給他提供機遇。唯其如此，他的精力又集中在學術事業上去了。

史館遭遇

武后圣歷二年（699），三十八歲的劉知幾在做了十九年獲嘉縣主簿后，調任京師定王府倉曹。這次調職，有兩個因素在起作用。其一，此時的劉知幾已經是聞名全國的學者。青少年時代已以文學知名，主簿任上多次上表，也展示了他的才華。其二，則天詔修《三教珠英》，以為劉知幾是個人選。據《舊唐書·徐堅傳》載：“堅又與給事中徐彥伯、定王府倉曹劉知幾、右補闕張說同修《三教珠英》。”時在圣歷二年（699）。

《三教珠英》于長安元年（701）修成一千三百卷，次年知幾出任著作佐郎。時年四十二歲。適如他自己所說：“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于門下撰起居注。”從此開始了他的史官生涯。著作佐郎是著作局里的職任。著作局設有著作郎和著作佐郎，佐郎六人，秩位從六品上。自劉知幾進入史館后，面對著無數難以克服的矛盾。劉知幾在《史通·自敘》中回顧自己在史館修史的往事，不無感慨地說：“長安中，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則天大圣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義，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沉。雖自謂依違茍從，猶大為史官所嫉。”

劉知幾自長安二年（702）進入史館，至中宗景龍四年（710），九年之中，“三為史臣，再入東觀”。“長安二年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于門下撰起居注。”這是一為史臣，一入東觀（史館）。中宗即位之后，“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這就是二為史臣。中宗還京不久，“驛征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這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這些年，他參與修過《唐史》，重修《則天實錄》等。但是，修史并沒有給劉知幾的功名追求帶來多少幫助。

《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雜錄下》記載說：“景龍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侍郎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并監修國史。其后，史官太子中允劉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弊，于是求罷史職，奏記于蕭至忠。”

劉知幾辭去史任之后，出任太子中舍人，又為修文館學士。

私撰史通

長安二年，開始私撰《史通》，詳論史書之體例及內容，闡述自己對史學的見解，是中國第一部史學評論專著，對后世影響很大。 但并未投入主要精力。他在長安四年（704）曾作了《劉氏家史》十五卷和《譜考》三卷。神龍二年（706）中宗還京師，知幾逗留東都。《史通·忤時》回顧了當時的情景：“會天子還京師，朝廷愿從者眾。予求番次，在大駕后發日，因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卻掃，凡經三載。或有譖予躬為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

“驛召至京”在景龍二年（708），自神龍元年至景龍二年，知幾“一為中允，四歲不遷”，但他“守司東都，杜門卻掃，凡經三載”，定是集中精力撰寫《史通》的三年。有人說他躬為史臣，不書國事，私自著述，就是指撰寫《史通》一事。知幾于景龍二年（708）被驛召至京，專領史事，遷秘書監。就在這時提出求退史職的要求。其實，他至少已集中三年的精力撰寫著《史通》，至景龍四年（710）二月，全書完工，凡二十卷。

著述傳家

劉知幾在景云元年（710）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仍兼修國史，并加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左庶子是東宮官，東宮有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掌侍從贊相，駁正啟奏。總司經、典膳、藥藏、內直、典設、宮門六局。崇文館也是東宮設置的。貞觀十三年置崇賢館，上元二年避太子名，改名崇文館。崇文館學士二人，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生，課試舉送如弘文館。銀青光祿大夫的封號在官秩上相當于從三品。這年，李隆基立為東宮太子，因為劉知幾的“幾”字同李隆基的“基”字同音，為避太子名諱，知幾便廢名而以字行，因稱劉子玄。上述情況可知，知幾在玄宗為太子時便得到提升，在政治上有了積極性。景云二年（711），劉知幾寫《釋蒙》一文，又皇太子李隆基將親釋奠于國學，主管部門草擬儀注，決定讓隨從官員都乘馬著衣冠，劉知幾以為不可，上議駁斥。

玄宗先天元年（712），劉知幾奉詔與柳沖等改修《氏族志》。開元二年，劉知幾等人刊定《姓族系錄》二百卷，后升任散騎常侍。

開元四年（716）十一月，劉知幾與友人吳兢撰成睿宗、則天、中宗三朝實錄，奏于執政，請援例恩賞。這是知幾在修史任上卓有成效的國史、實錄修撰。其中《睿宗實錄》二十卷、《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劉知幾與吳兢合作主修了三朝實錄凡七十卷，這是他撰成《史通》之后在史學上的又一重大貢獻。除上述與吳兢合修三朝實錄外，還曾單獨撰修過《睿宗實錄》及《太上皇實錄》。還有同吳兢合修的《高宗后修實錄》。這樣，劉知幾實際上參與了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四朝實錄的修定工作。四朝實錄保存了大量的唐代前期的史料，《舊唐書》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書，包括吳兢、韋述等人相繼撰述的《唐書》和各朝實錄。劉知幾對唐前期的正史史料得以詳細地記載，做出了極大貢獻。僅從這方面的成就而論，劉知幾也不愧為一名稱職的史官。朝廷獎勵其修史之功，封他為“居巢縣子”，實現了他多年的愿望。開元七年，劉知幾論《老子》《孝經》注議》

玄宗開元九年（721），劉知幾的長子劉貺任太樂令，觸犯法律而判罪流放。為此事，知幾“詣執政訴理”，皇帝聽到十分震怒，于是貶授他為安州都督府別駕。安州治在安陸縣，就是今湖北安陸縣北，已是遠離京師。別駕，較之左散騎常侍，降級一品。旅途的辛勞，貶官的苦悶，使劉知幾到了安州不久就去世了。追贈為汲郡太守，又追贈工部尚書，賜謚“文”。后其諸子各有著作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