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詞以其內容上的愛國思想，藝術上的創新精神，在文學史上產生了很大影響。與辛棄疾以詞唱和的陳亮、劉過等，或稍后的劉克莊、劉辰翁等，都與他的創作傾向相近，形成了南宋中葉以后聲勢浩大的愛國詞派。后世每當國家、民族危急之時，不少作家從辛詞中汲取精神上的鼓舞力量。

文學成就

思想內容

辛棄疾有許多與陸游相似之處：他始終把洗雪國恥、收復失地作為自己的畢生事業，并在自己的文學創作中寫出了時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熱情與憤慨。在文學創作方面，他不像陸游喜歡寫作詩歌尤其是格式嚴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詞這一更宜于表達激蕩多變的情緒的體裁。

辛棄疾在詞史上的一個重大貢獻，就在于內容的擴大，題材的拓寬。他現存的六百多首詞作，寫政治，寫哲理，寫朋友之情、戀人之情，寫田園風光、民俗人情，寫日常生活、讀書感受，可以說，凡當時能寫入其他任何文學樣式的東西，他都寫入詞中，范圍比蘇詞還要廣泛得多。而隨著內容、題材的變化和感情基調的變化，辛詞的藝術風格也有各種變化。雖說他的詞主要以雄偉奔放、富有力度為長，但寫起傳統的婉媚風格的詞，卻也十分得心應手。如著名的《摸魚兒·淳熙亥己……》，上闋寫惜春，下闋寫宮怨，借一個女子的口吻，把一種落寞悵惘的心情一層層地寫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腸蕩氣，用筆極為細膩。他的許多描述鄉村風光和農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樣樸素清麗、生機盎然。如《鷓鴣天》的下闋：

“山遠近，路橫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薺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闋：“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于簡樸中見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難達到的境界。所以劉克莊《辛稼軒集序》說：“公所作，大聲鞺鞳，小聲鏗鍧，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以來所無。其秾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這是比較全面也比較公允的評價。

辛詞和蘇詞都是以境界闊大、感情豪爽開朗著稱的，但不同的是：蘇軾常以曠達的胸襟與超越的時空觀來體驗人生，常表現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這種參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從沖動歸于深沉的平靜，而辛棄疾總是以熾熱的感情與崇高的理想來擁抱人生，更多地表現出英雄的豪情與英雄的悲憤。因此，主觀情感的濃烈、主觀理念的執著，構成了辛詞的一大特色。

藝術風格

宋詞在蘇軾手中開創出一種豪放闊達、高曠開朗的風格，卻一直沒有得到強有力的繼承發展。直至南渡之初張元干、張孝祥、葉夢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恥為主題的詞，才較多繼承了蘇軾的詞風，起到一種承前啟后的作用。但他們的這一類詞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為內心激情所支配的結果，而沒有成為有意識的藝術追求，也沒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題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棄疾出現在詞壇上，他不僅沿續了蘇詞的方向，寫出許多具有雄放闊大的氣勢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視一切陳規的豪杰氣概，和豐富的學養、過人的才華，在詞的領域中進行極富于個人特色的創造，在推進蘇詞風格的同時也突破了蘇詞的范圍，開拓了詞的更為廣闊的天地。

在他的詞中，如“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賀新郎》），“夜半狂歌悲風起，聽錚錚、陣馬檐間鐵。南共北，正分裂”（《賀新郎》），乃至“恨之極，恨極銷磨不得。萇弘事、人道后來，其血三年化為碧”（《蘭陵王》），都是激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聲，如“天風海雨”，以極強烈的力度震撼著讀者的心靈。辛棄疾也信奉老莊，在詞中作曠達語，但他并不能把沖動的感情由此化為平靜，而是從低沉甚至絕望的方向上宣泄內心的悲憤，如“元龍老矣，不妨高臥，冰壺涼簟。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水龍吟》），“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幾。白發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賀新郎》），“身世酒杯中，萬事皆空。古來三五個英雄，雨打風吹何處是，漢殿秦宮”（《浪淘沙》），這些表面看來似曠達又似頹廢的句子，卻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極高期望破滅成為絕望時無法銷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壯與絕望交織紐結，大起大落，反差強烈，更形成瀑布般的沖擊力量。如《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從開頭起，一路寫想象中練兵、殺敵的場景與氣氛，痛快淋漓，雄壯無比。但在“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憐白發生”，點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夢想，事實是白發無情，壯志成空，猶如一瓢冰水潑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驚栗震動。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棄疾也自有特點。他一般很少采用傳統詞作中常見的蘭柳花草及紅粉佳人為點綴；與所要表達的悲涼雄壯的情感基調相吻合，在他的筆下所描繪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種奔騰聳峙、不可一世的氣派。如“峽束蒼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斂”（《水龍吟》），“誰信天峰飛墮地，傍湖千丈開青壁”（《滿江紅》）；他所采摭的歷史人物，也多屬于奇偉英豪、宕放不羈，或慷慨悲涼的類型，如“射虎山橫一騎，裂石響驚弦”的李廣（《八聲甘州》），“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的劉裕（《永遇樂》），“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的孫權（《南鄉子》）等等。這種自然和歷史素材的選用，都與詞中的感情力量成為恰好的配合，令人為之感奮。

所以，同屬于豪放雄闊的風格，蘇軾詞較偏于瀟灑疏朗、曠達超邁，而辛詞則給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飛揚之感。

不過，以上只是指辛棄疾詞中主流部分的藝術風格而言。

辛棄疾和蘇軾在詞的語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開拓者。前人說蘇軾是以詩為詞，辛棄疾是以文為詞，這當然有些簡單化，但確實也指出：到了辛棄疾手中，詞的語言更加自由解放，變化無端，不復有規矩存在。在辛詞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間語言，如“些底事，誤人那。不成真個不思家”（《鷓鴣天》），“近來愁似天來大，誰解相憐？誰解相憐，又把愁來做個天”（《丑奴兒》），也有夾雜許多虛詞語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為雨，雨者云乎”（《漢宮春》），“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賀新郎》）；有語氣活躍的對話、自問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南鄉子》），“杯，汝來前！”（《沁園春》）也有相當嚴整的對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破陣子》）……。概括起來說，辛詞在語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語義流動連貫，句子往往寫得比較長。文人詞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躍地連接句子構成整體意境的方式，在辛詞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說，辛棄疾的所謂“以文為詞”不再有音樂性的節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動的語氣的同時，他仍然能夠用各種手段造成變化的節奏。如《水龍吟》中“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意義聯貫而下，在詞中是很長的句子，但卻是頓挫鮮明，鏗鏘有力，決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詞的形式中而已。

辛詞在語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廣泛地引用經、史、子各種典籍和前人詩詞中的語匯、成句和歷史典故，融化或鑲嵌在自己的詞里。這本來很容易造成生硬艱澀的毛病，但是以辛棄疾的才力，卻大多能夠運用得恰到好處、渾成自然，或是別有妙趣，正如清人劉熙載《藝概》所說：“任古書中理語、廋語，一經運用，便得風流”。以《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一篇為例，百余字的篇幅，敘及孫權、劉裕、劉義隆、拓跋燾、廉頗五個歷史人物的事跡，而與作者所要表達的主觀情感、意念絲絲入扣；不僅內涵極為豐厚，而且語氣飛動，神情畢露，實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當然，辛棄疾的詞時常也有過分散文化、議論太多，以及所謂“掉書袋”即用典用古語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說，他確實把詞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詞不僅是 “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達得很自由很充分。這樣，詞的創作才完全擺脫了羈絆，進入了自由的境界。

藝術造詣

辛詞現存六百多首，是兩宋存詞最多的作家。其詞多以國家、民族的現實問題為題材，抒發慷慨激昂的愛國之情。如《水龍吟》（渡江天馬南來）、《水調歌頭》（千里渥洼種）、《滿江紅》（鵬翼垂空）等，表現了恢復祖國統一的豪情壯志；《駕新郎》（細把君詩說）、《菩薩蠻》（郁孤臺下清江水）、《破陣子》（醉里挑燈看劍）等，表現對北方地區的懷念和對抗金斗爭的贊揚。《水龍吟》（楚天千里清秋）、《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賀新郎》（老大那堪說）、《鷓鴣天》（壯歲旌旗擁萬夫）、《永遇樂》（千古江山）等，表現對南宋朝廷屈辱茍安的不滿和壯志難酬的憂憤。這些作品大都基調昂揚，熱情奔放。

此外，其描寫農村景物和反映農家生活的作品，如《清平樂》（茅檐低小）、《西江月》（明月別枝驚鵲）、《玉樓春（三三兩兩誰家女）等，都富有生活氣息，給人以清新之感。其抒情小詞，如〈丑奴兒〉（少年不識愁滋味）、〈青玉案〉（東風夜放花千樹）等，寫得儲蓄蘊藉，言短意長。辛詞繼承了蘇軾豪放詞風和南宋初期愛國詞人的戰斗傳統，進一步開拓了詞的境界，擴大了詞的題材，幾乎達到無事無意不可入詞的地步，又創造性地融匯了詩歌、散文、辭賦等各種文學形式的優點，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形成了辛詞的獨特風格。

辛詞以豪放為主，但又不拘一格，沈郁、明快、激勵、嫵媚，兼而有之。他善于運用比興手法和奇特想象，對自然界的山、水、風、月、草、木都賦予情感和性格，并有所寄托。他還善于吸收民間口語入詞，尤其善于用典、用事和引用前人詩句、文句，往往稍加改造而別出新意。但也有些作品因用典、議論過多而顯得晦澀、呆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詞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聲家為變調，而異軍突起，能于剪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吳衡照《蓮子居詞話》說：辛稼軒別開天地，橫絕古今，論、孟、詩小序、左氏春秋、南華、離騷、史、漢、世說、選學、李、杜詩，拉雜運用，彌見其筆力之峭。”

書法成就

故宮博物院藏南宋辛棄疾的《行書去國帖》為紙本，行書十行，為酬應類信札。末署“宣教郎新除秘閣修撰權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辛棄疾札子”。中鋒用筆，點畫規矩，書寫流暢自如，于圓潤爽麗中不失挺拔方正之氣象。曾經過元朝趙孟頫，明黃琳、項元沛，清朝永理等鑒藏，《書畫鑒影》著錄。

早年經歷

辛棄疾出生時北方就已淪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贊雖在金國任職，卻一直希望有機會能夠拿起武器和金人決一死戰，因為辛棄疾的先輩和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并常常帶著辛棄疾“登高望遠，指畫山河”（出自《美芹十論》），同時，辛棄疾也不斷親眼目睹漢人在金人統治下所受的屈辱與痛苦。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時代就立下了恢復中原、報國雪恥的志向。因而他有一種燕趙奇士的俠義之氣。

起義反金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顏亮大舉南侵，在其后方的漢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嚴苛的壓榨，奮起反抗。二十一歲的辛棄疾也聚集了兩千人，參加了由耿京領導的一支聲勢浩大的起義軍，并擔任掌書記。當金人內部矛盾爆發，完顏亮在前線為部下所殺，金軍向北撤退時，辛棄疾于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奉命南下與南宋朝廷聯絡。在他完成使命歸來的途中，聽到耿京被叛徒張安國所殺、義軍潰散的消息，便率領五十多人襲擊幾萬人的敵營，把叛徒擒拿帶回建康，交給南宋朝廷處決（當街游行示眾，后砍頭）。

步入仕途

在起義軍中的表現，以及辛棄疾驚人的勇敢和果斷，使他名重一時。宋高宗便任命他為江陰簽判，從此開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這時他才二十五歲。

南下地方

辛棄疾初來到南方時，對南宋朝廷的怯懦和畏縮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趙構曾贊許過他的英勇行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現出想要恢復失地、報仇雪恥的銳氣，所以在他南宋任職的前一時期中，曾寫了不少有關抗金北伐的建議，像著名的《美芹十論》、《九議》等。盡管這些建議書在當時深受人們稱贊，廣為傳誦，但已經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卻反應冷淡，只是對辛棄疾在建議書中所表現出的實際才干很感興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擔任轉運使、安撫使一類重要的地方官職，去治理荒政、整頓治安。這顯然與辛棄疾的理想大相徑庭，雖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歲月流馳、人生短暫而壯志難酬，內心也越來越感到壓抑和痛苦。

現實對辛棄疾是殘酷的。他雖有出色的才干，但他的豪邁倔強的性格和執著北伐的熱情，卻使他難以在官場上立足。另外，“歸正人”的尷尬身份也阻攔了他仕途的發展。使他的官職最高為從四品龍圖閣待制。淳熙七年（1180年），41歲的辛棄疾再次任隆興（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撫使時，擬在上饒建園林式的莊園，安置家人定居。淳熙八年（1181年）春，開工興建帶湖新居和莊園。他根據帶湖四周的地形地勢，親自設計了“高處建舍，低處辟田”的莊園格局，并對家人說：“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因此，他把帶湖莊園取名為“稼軒”，并以此自號“稼軒居士”。并且他也意識到自己“剛拙自信，年來不為眾人所容”（《論盜賊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歸隱的準備。果然，同年十一月，由于受彈劾，官職被罷，帶湖新居正好落成，辛棄疾回到上饒，開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閑居生活。此后二十年間，他除了有兩年一度出任福建提點刑獄和福建安撫使外，大部分時間都在鄉閑居。

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其友陳亮從故鄉浙江永康專程拜訪辛棄疾，兩人于鉛山（yán shān）長歌互答，稱第二次鵝湖之會——辛陳之晤；鵝湖之會后又陸續出山兩次做官。

人生起落

紹熙五年（1194年）夏，辛棄疾又被罷官回上饒，住在瓢泉，動工建新居，經營瓢泉莊園，決意“便此地、結吾廬，待學淵明，更手種、門前五柳”。慶元二年（1195年）春，瓢泉園林式莊園建成。

慶元二年（1196年）夏，帶湖莊園失火，辛棄疾舉家移居瓢泉。同年秋，辛棄疾生平所有的各種名銜全部被朝廷削奪得干干凈凈，在瓢泉過著游山逛水、飲酒賦詩、閑云野鶴的村居生活。瓢泉田園的恬靜和期思村民的質樸使辛棄疾深為所動，靈感翻飛而歌之，寫下了大量描寫瓢泉四時風光、世情民俗和園林風物、遣興抒懷的詩詞。《臨江仙·戲為期思詹老壽》、《浣溪沙·父老爭言雨水勻》、《玉樓春戲賦云山》等等，都是辛詞中描寫瓢泉村居生活的代表作。“青山意氣崢嶸，似為我歸來嫵媚生”（《沁園春·再到期思卜筑》）：“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賀新郎·邑中園亭》）。這些詞句表現了辛棄疾對瓢泉山水風物一往情深。

壯志未酬

嘉泰三年（1203年），主張北伐的韓侂胄起用主戰派人士，已六十四歲的辛棄疾被任為紹興知府兼浙東安撫使，年邁的辛棄疾精神為之一振。他先后被起用為紹興知府、鎮江知府等職。第二年，他晉見宋寧宗，慷慨激昂地說了一番金國“必亂必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并親自到前線鎮江任職。

辛棄疾任鎮江知府時，登臨北固亭，感嘆對自己報國無門的失望，憑高望遠，撫今追昔，于是寫下了《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這篇傳唱千古之作。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擊，在一些諫官的攻擊下被迫離職，辛棄疾懷著滿腔憂憤回瓢泉。

開禧三年（1207年）秋，朝廷再次起用辛棄疾為樞密都承旨，令他速到臨安（杭州）赴任。但詔令到鉛山時，辛棄疾已病重臥床不起，只得上奏請辭。同年九月初十（10月3日），辛棄疾帶著憂憤的心情和愛國之心離開人世，享年六十八歲。據說他臨終時還大呼“殺賊！殺賊!”（《康熙濟南府志·人物志》）。朝廷聞訊后，賜對衣、金帶，命其以守龍圖閣待制致仕，特贈四官。紹定六年（1233年），追贈光祿大夫。德祐元年（1275年），經謝枋得申請，宋恭帝追贈辛棄疾為少師，謚號“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