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風格

周邦彥是婉約詞之集大成者，繼承前人，吸收提煉，發揚光大，為婉約詞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北宋婉約作家，周最晚出，熏沐往哲，涵泳時賢，集其大成”（唐圭璋《唐宋詞鑒賞詞典．前言》）。周邦彥創出整飭字句的格律派之風，使婉約詞在藝術上走向高峰。周邦彥雖然早期也有潦倒奔走之日，但仕途一直處于上升狀態，逐步做到知府，直至成為宋徽宗設立的大晟府的“音樂官員”，上寵下捧，過著舒適的“專業創作”生活；雖生逢北宋之末，但國家破滅的慘變發生在其身后。身為婉約詞人的他，詞的內容既被蘇軾翻新到極致，他必然要在藝術技巧上出奇制勝。他本人精音樂，又搞過“專業創作”，因此能精雕細琢，研音煉字，在審訂詞調方面做了不少精密的整理工作，擴展了音樂領域，在填詞技巧上有不少新創舉。他更能自己度曲，創造了《六丑》等新詞牌。總之，他繼承了柳永、秦觀等人成就，開了格律詞派的先河，為詞的藝術形式作出了貢獻。周邦彥詞在藝術技巧上確實高出一籌。過去、現在、未來的景象相交錯，技法多變卻又前后照應，結構嚴密而又委婉曲折。周邦彥詞中出現的沉郁清愁，遂以寫漂亮的憂郁使心靈獲得一種微妙的愉悅。這些作品中透露的憂傷，用雅麗的詞句排列組合著，形成一股流動的淡淡愁緒，絕不過激，就如低度美酒，讓人微醉，但又不致激動人的神思。這種似雨馀粘地的情絮，固然琢磨出高妙的技巧，但要將思想感情提升到一個高度，卻是一個障礙，所以后世人眼中只見其格律華美，少談其思想內容，是必然的——大概，他的清愁沉郁只是其精美形式賴以樹立的手段罷了！

“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周邦彥這一名句正形象地說明了他自己的詞風——疏荷小立的一份“清圓”意味。然而，他身處的時期，是北宋末年，國力衰弱，內憂外困，在上者昏庸，在下者抗爭，在外者犯境：周邦彥死前一年，方臘起義；死后六年，宋徽宗被俘，北宋淪亡。可以說，曾長期擔任要員的周邦彥是國家衰亡的見證者，但本應十分敏感的詞人卻于末世沉浸在“清圓”的自在悠閑中。

藝術貢獻

周邦彥的詞作，內容不外乎男女戀情、別愁離恨、人生哀怨等傳統題材，反映的社會生活面不夠廣闊。他的成就主要在于兼收并蓄，博采諸家之所長，又摒棄它們的弊端，引導詞的創作逐步走上富艷精工的道路。在他的詞中，既有溫庭筠的秾麗，韋莊的清艷，又有馮延巳的纏綿、李后主的深婉，也有晏殊的蘊藉和歐陽修的秀逸。至于柳永的鋪敘綿密乃至是淫冶惻艷以及蘇軾的清曠豪達，我們都能窺知一二。同時，對于婉約詞和豪放詞的某些缺點，他也盡量避免。因此，周邦彥的詞深得后人贊賞，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促進詞體聲律模式的進一步規范化、精密化在北宋，以蘇軾為代表的詞風在大力開拓詞的表現領域的同時，又往往成為“曲子中縛不住者”，表現出作為文字作品的詞與音樂逐漸分離的趨向。而周邦彥卻是朝另一個方向發展，極端重視詞與音樂的配合，使詞的聲律模式進一步規范化、精密化。應該說兩種方向各有其成就。在任大晟府提舉時，周邦彥以他的音律知識并吸收民間樂工曲師的經驗，搜集和審定了前代與當時流行的八十多種詞調，確定了各詞調中每個字的四聲，連同為仄聲的上、去、入都不容混用，并創制了《六丑》、《華胥引》、《花犯》、《隔浦蓮近拍》等不少新調。他所作的詞，格律自然是十分嚴謹，如《繞佛閣·暗塵四斂》的雙拽頭：暗塵四斂，樓觀迥出，高映孤館。清漏將短，厭聞夜久簽聲動書幔。桂華又滿，閑步露草，偏愛幽遠。花氣清婉，望中迤邐城陰度河岸。詞中“斂”字上、去通讀，“迥”、“動”、“迤”三字陽上作去，“出”清入作上，這樣每個字都合四聲，讀來抑揚變化而和諧婉轉，絕無吐音不順而顯得拗口的地方。這種詞本身即富有音樂美，同樂曲能夠完美配合。所以，當時上至貴族、文士，下至樂工、歌女，都愛唱周邦彥的詞。

其次，周邦彥的詞極講究“章法”即整篇結構自柳永以來，作長調的人多了起來。但這類詞篇幅長，布局的講究很費心思。而不少人寫長調時，或是中間填上些麗藻充數，或前緊后松，或為了一兩句佳句而敷衍成篇。在這方面，柳永的長處在善于井井有條地展開鋪敘，蘇軾的長處在以奔放的情緒一脈貫穿，而周邦彥要比他們更講究章法，能精心地把一首詞寫得有張有弛，曲折回環。如《蘭陵王·柳》，這首詞三疊三換頭，聲韻格律極復雜；而周邦彥寫來十分工穩妥切，所以尤為樂師所愛。據毛開《樵隱筆錄》稱，直到南宋初，還“都下盛行”，“西樓南瓦皆歌之，謂之‘渭城三疊’。”其內容只是寫客中送別，抒發倦游之情和惜別之情，而層次安排極富匠心。第一節由眼前之景引出回憶，再轉回自身，點明送別主題，接著又翻回到屢屢折柳送客的往事，開闔變化之間，寫足了客居京華的百無聊賴；第二節起筆宕開，追思舊游，很快以“又”字接上昨夜別宴場景，嘆息舊交又少一人，然后借想象寫朋友離去、彼此在相隔中相望的情景；第三節以二個短句起頭，在急促的節奏中涌出一腔哀怨，隨后節奏放慢，描繪離舟去后斜陽日暮，自己猶徘徊不忍去的情形，再展開往日溫馨友情的追思，最后用“淚暗滴”的現實收束。這種反復回環、層層渲染的章法，就像中國的古典園林藝術，曲折變化，避免了一覽無余的毛病。在周詞中，如《瑞龍吟·章臺路》、《六丑·薔薇謝后作》等許多長調詞，大抵都有這樣的特點。

再有，周邦彥詞十分重視語言的錘煉，做到既渾成自然，又精致工巧這表現在好幾個方面：

一是他善于化用典故和前人詞句，能把它們融化在全篇中，顯得天衣無縫，不留痕跡，所以張炎在《詞源》中說他“善于融化詩句”，“采唐詩，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長”。這種例子很多，甚至像《西河·金陵懷古》隱括了劉禹錫《石頭城》、《烏衣巷》兩首七絕和古樂府《石城樂》，卻也寫得非常完整流貫，沒有讓人覺突兀不自然的地方。

二是他在善于運用典雅語言的同時，也善于運用淺俗的口語和民間俚語，如《萬里春》：

千紅萬翠，簇定清明天氣。為憐他、種種清香，好難為不醉。

我愛深如你，我心在、個人心里。便相看、老卻春風，莫無些歡意。

而最難得的，是周邦彥無論用雅語還是俗語，都能夠化雅為俗，化俗為雅，使它們在一首詞中融為一個整體，不顯得突出礙眼。

三是他對事物的觀察很細膩，對意象的選擇很講究，所以語言的表現力很強，如《蘇幕遮·燎沉香》上闕：

燎沉香，消溽暑。鳥雀呼晴，侵曉窺檐語。葉上初陽干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

后三句歷來受人推崇，因為它傳神地描摹出了雨后初晴的清晨荷葉在水面迎風挺立那種動態的、疏朗而秀拔的風姿。“一一風荷舉”讀起來是很淺的句子，實際每個字經過了細心的推敲。再如《玉樓春·桃溪不作從容住》中“煙中列岫青無數，雁背夕陽紅欲暮”，在色彩的渲染和空間的布列上，可謂極工致精巧。總之，周邦彥的詞雖說在題材和情感內涵方面沒有提供更多的新東西，但在藝術形式、技巧方面都堪稱北宋詞的又一個集大成者，為后人提供了許多經驗。因此，南宋以后的姜夔、張炎、周密、吳文英等人都十分推重周邦彥，有人甚至稱他為“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陳郁《藏一話腴》）。直到清代的常州詞派，還奉他為詞之“集大成者”，認為學詞的最高境界，就是到達他的“渾化”（周濟《宋四家詞選序》）。就連近代學者王國維，也把周邦彥比作“詞中老杜”（《清真先生遺事》）。這說明在詞的藝術形式和語言技巧上，周邦彥確有出色的貢獻與深遠的影響。

周邦彥神宗時為太學生，因歌頌新法被擢為太學正，累官廬州教授、知溧水縣等。他少年時期個性比較疏散，但相當喜歡讀書，宋神宗時，他寫了一篇《汴都賦》，贊揚新法，徽宗時為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周邦彥晚年與蔡京同黨劉昺(注 此字上日下丙 音bǐng） 過從甚密名節有污。精通音律，曾創作不少新詞調。作品多寫閨情、羈旅，也有詠物之作。格律謹嚴，語言曲麗精雅。長調尤善鋪敘。為后來格律派詞人所宗。舊時詞論稱他為“詞家之冠”“詞中老杜”。有《清真居士集》，后人改名為《片玉集》。

歷官太學正，國子主簿，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管理音樂的機構）。詩詞文賦，無所不擅。但為詞名所掩，詩文多零落不傳。其中《汴都賦》為成名之作，長7000字，流傳至今。古體詩《天賜白》、《過羊角哀左伯桃墓》風骨凜然，絕無綺羅香澤之氣。周邦彥被公認為是“負一代詞名”的詞人，在宋代影響甚大。邦彥詞多寫男女戀情，詠物懷古，羈旅行役，內容較窄，境界不高。但在藝術創意上堪稱大家，其詞善于鋪敘，即在寫景抒情中滲入述事，造成另一境界，形成曲折回環，開闔動蕩，抑揚頓挫之勢，發展了柳永、張先的慢詞。加之語言工麗，多用典故，形成了渾厚、典雅、縝密的藝術風格。代表作如：〔少年游〕“并刀如水”，在寥寥51字中，不但寫故事，重現當時的境界，而且寫對話，如見詞中之人，且聞其語，生動地描摹出人物的性格、心態，在詞中實為獨創。另一首〔少年游〕“朝云漠漠散輕絲”，寫得更妙。一首小令寫了兩個故事，中間只用“而今麗日明金屋”一句聯起來，將上闋的追憶戀愛與下闋的共同生活、金屋藏嬌兩種境界進行了比較，感受追憶兩個故事中的同一種情調：相聚不如相思，意味深長。另如長調〔花犯〕“粉墻低”，跳躍曲折，照應、收放、開合，十分講究；〔過秦樓〕“水浴清蟾”，將時間、地點、人物、感情變換數次，構成全部事件、人物感情發展的脈絡；〔蘭陵王〕《柳》，把將離之情，既去之思，居者與行者，舊恨與新愁，人和物，情和境，渾然融為一氣。邦彥詞音律嚴整，格調精工，多創新調。因此他被尊為婉約派的集大成者和格律派的創始人，開南宋姜夔、吳文英格律詞派先河。周邦彥的集子有楊澤民、方千里、陳允平三家和詞，今存《片玉詞》10卷，《彊邨叢書》本；另有《清真集》2卷，集外詞1卷，《四印齋所刻詞》本。

周邦彥名字取自《詩經》的《國風·鄭風·羔裘》“邦之彥兮”，譯為國家有才華的人。王國維《人間詞話》稱：“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故不失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耳。”可見其也是一位很有才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