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己亥雜詩》中的批判、呼喚、期望、集中反映了詩人高度關懷民族、國家命運的愛國激情。例如《己亥雜詩》中第一二三首，“不論鐵鹽不愁河，獨倚東南涕淚多。國賦三升民一斗，屠妞那不生栽禾。”寫出了作者對清朝政府不重視籌劃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鹽鐵生產、稅收和水利等問題，一味依賴東南的漕運，對江南人民加重剝削，致使農業生產凋敝，人民困苦不堪，危害國家經濟的現實進行了大膽揭露和批評。再如《己亥雜詩》中第八七首，“故人懷海拜將軍，側立南天未蕆勛。我有陰符三百字，蠟丸難寄惜雄文。”表達詩人對禁煙斗爭的關注，對國家命運的關注。

文學

他的許多詩既是抒情，又是議論，但不涉事實，議論亦不具體，而只是把現實的普遍現象，提到社會歷史的高度，提出問題，抒發感慨，表示態度和愿望。他以政論作詩，但并不抽象議論，也不散文化。

在他的詩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飛”、“爪怒”、“靈氣怒”等等，習見的景物變得虎虎有生氣，動人耳目，喚起不尋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寫落花，使引起傷感的衰敗的景物，變為無比壯麗的景象，更高出尋常的想象之外。“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己亥雜詩》），則從衰敗中看出新生。

實際他寫得多的還是五七言“古體侓詩”，七言的“近體詩”，而以七言絕句為大宗。一般趨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縛，自由運用，沖口而出。這也以七言絕句表現得最突出。

龔詞大部分還是消閑之作，抒寫纏綿之情，成就遠遜于詩。晚年他發現自己詞的缺點：“不能古雅不幽靈，氣體難躋作者庭。悔殺流傳遺下女，自障紈扇過旗亭。”（《己亥雜詩》）。他也寫了一些抒發感慨懷抱的詞，抒發孤獨而自豪的感情；與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實現的感慨；與袁琴南兒時同上家學的情景；思想上劍態和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為，又思退隱，留戀山水。

有瑰麗，也有樸實；有古奧，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股自然清麗，沉著老練，有杜韓的影響，有些篇章由于用典過繁或過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帶來艱深晦澀的缺點。龔自珍先進的思想是他許多優秀詩篇的靈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藝術的獨創性，使龔詩別開生面，開創了詩的一個新的歷史時代，不同于唐宋詩，實開近代詩的新風貌。龔詩在當時欣賞的人不多，它的影響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與思想政治內容結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學問、議論為詩。

作為古文大家，龔自珍更為有名。其散文也與其詩歌的主要精神相一致，或“以經術作政論”，或直接批判揭露現實，或借題發揮，或通過論文、論事、記物、記名勝形勢對封建統治的腐朽、黑暗作批判諷刺，思想內容豐富而深刻。而表現方法也十分多樣，或直率，或奇詭，散行中有駢偶，簡括中有鋪陳，語言瑰麗古奧。

龔文的表現方法一般很簡單，而簡括中又有鋪敘夸張，有的直率，有的奇詭。他的散文語言活潑多樣。有的散行中有駢偶，有的瑰麗，有的古奧，甚至偏僻、生硬、晦澀。龔文區別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兩漢古文的一個獨特的發展，開創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風氣。龔自珍的詞也很著名。譚獻認為詞“綿麗沈揚，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復堂日記》二）。實際上，他的詞沒有擺脫傳統詞的影響，偏重于詞的言情本性。

梁啟超曰：“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全集》，若受電然。”（《清代學術概論》）

書香門第

龔自珍生于1792年8月22日（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世代官宦的家庭。祖父龔禔身，官至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父龔麗正，字至極，號學路。官至江南蘇松太兵備道，署江蘇按察使。母親段馴，著名文學家段玉裁之女。

年少有成

龔自珍自幼受母親教育，好讀詩文。從8歲起學習研究《經史》、《大學》。12歲從其姥爺段玉裁學《說文》。他搜輯科名掌故；以經說字、以字說經；考古今官制；為目錄學、金石學等。同時，在文學上，也顯示了創作的才華。13歲，作《知覺辨》；15歲，詩集編年；1810年（嘉慶十五年），倚聲填詞，應順天鄉試，由監生中式副榜第28名。

仕途不順

1813年4月，龔自珍再應順天鄉試，又名落孫山，7月，妻子因誤診卒于徽州府署。

1814年，龔自珍著四篇《明良論》，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見解，對君權專制進行抨擊。令外祖父段玉裁閱后又驚又喜，他欣然加墨批點，認為他的論述正中當今政治要害，是別具一格的見解。后回徽州后參與父親主持的《徽州府志》重修工作。

1815年，續娶安慶知府何裕均侄孫女何吉云。祖父病逝后與家人回杭州守孝。兩年后返京，租住北京法源寺南。

1818年（嘉慶二十三年），龔自珍又應浙江鄉試，始中舉，主考官為著名漢學家高郵、王引之。

1819年（嘉慶二十四年），龔自珍應會試落選，28歲的龔自珍會試落選，在京師與魏源一起師事今文學家劉逢祿，研讀《公羊春秋》。

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龔自珍會試再度落第，以舉人挑選為內閣中書。

從1821年（道光元年）起，又任國史館校對等官職，先后十幾年。其間，他閱讀了內閣豐富的檔案和典籍，勾索舊聞，探討歷代得失，以后又參加《大清一統志》的修撰，寫出了《西域置行省議》等有深刻見解的文章。

1829年（道光九年），龔自珍經過第六次會試，終于考中進士。他在殿試對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撰《御試安邊撫遠疏》，議論新疆平定準格爾叛亂后的善后治理，從施政、用人、治水、治邊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張。“臚舉時事，灑灑千余言，直陳無隱，閱卷諸公皆大驚。主持殿試的大學士曹振鏞是個有名的“多磕頭、少說話”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優等，將龔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為內閣中書。

1839年（道光十九年）春，由于龔自珍屢屢揭露時弊，觸動時忌，因而不斷遭到權貴的排擠和打擊，他又忤其長官，決計辭官南歸，

1839年6月4日（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離京。9月又自杭州北上接還眷屬。兩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龔自珍寫下了許多激揚、深情的憂國憂民詩文，這便是著名的《己亥雜詩》315首。

執教興學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春，龔自珍執教于江蘇丹陽云陽書院。三月，父親龔麗正去世，龔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陽書院講席。夏末，他曾寫信給江蘇巡撫梁章鉅，準備辭去教職，赴上海參加反抗外國侵略的戰斗。但1841年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