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孔子思想體系中所謂“人”的概念，學者有多種解釋。有人把《論語》中的“人”和“民”進行比較、考證，認為“人”、“民”，是指春秋時期相互對立的兩個階級。“人”是統治階級，“民”是被統治階級，所以孔丘對“人”言“愛”，對“民”言“使”。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篇第一》)。其中的“人”，是指上層社會的人物。在孔子思想中，“人”的主要意義是泛指，不是指特定階級。也有人從“人”的廣義的概念上衍生出具體意義。如“女得人焉耳乎”(《論語·雍也篇第六》)和孔子稱管仲為“人也”(《論語·憲問篇第十四》)中的“人”是指人才;“不患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論語·學而篇第一》)和“人皆有兄弟，我獨無”(《論語·顏淵篇第十二》)中的“人”是指他人，與“己”或“我”相對;“孰謂鄙人之子知禮乎”(《論語·八佾篇第三》)中的“人”置于地名之后，表示某地的大夫;等等。

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人”的觀念逐漸取得了重要地位。當時的思想家雖然還不能直接否認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已被明確地放在人的附屬地位。如鄭國巫者裨灶預言鄭國將遭火災，要挾鄭人把鑲，子產斥責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傳·昭公十八年》)孔子雖出身于沒落的貴族家庭，但“少也賤”，“多能鄙事”(《論語·子罕篇第九》)，做過小吏，社會生活的接觸面比較廣闊，在社會動蕩、激變的大變革時期，他了解到社會各階層的思想和實際情況;加之“好古，敏以求之”，他學習歷史，對照現實，分析問題，認識到社會動蕩、激變的危機主要來自人與人關系的矛盾。他以前瞻性的眼光，要求對于人事、對于人的價值要有所重視，提出“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禮記·祭義》)的理論。這在我國思想認識史上有著深遠的影響，對時代的進步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莊子·齊物論》里說：“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論語·述而篇第七》也說：“子不語怪、力、亂、神。”這就說明孔子對于天、命、鬼、神、怪等“六合之外”的事是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的。他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篇第十一》)《論語·述而篇第七》載：孔子病重，子路請求祈禱。孔子便懷疑地問是否有這回事。子路作了肯定的回答，并引用祈禱文說“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子便揶揄子路說：“丘之禱久矣。”即我早已祈禱過了，可我的病卻毫無起色。言外之意就是根本不相信上下神祇的存在。這種對于人事以外的鬼神所持的不可知或懷疑的態度，說明了孔子對于人，對于人事的重視。對于宗法社會遺留下來的人殉、人祭制度，孔子也深惡痛絕，堅決反對。孟子曾引孔子話說：“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反映了孔子在當時對人的價值的充分認識。孔子不僅看到了人的價值，而且在人與人的關系上也有一些獨到見解，深化了他對于人的認識。如“仁者，愛人”(《論語·顏淵篇第十二》);“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篇第一》);“節用而愛人”(同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篇第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篇第十二》);等等。從孔子這些論述中可知，他確立“仁”的概念，是以“人”為前提的。

孔子還按人的道德品質的高低把人分為圣人、善人、成人、君子和小人等。圣人是指具有超凡智識，又能為人類謀福利的杰出人物，“圣人耐(能夠)以天下屬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禮記·禮運篇》)。善人是能本著仁道的原則，消除殘暴禍害人民的統治者，“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論語·子路篇第十三》)。成人即今天所謂的完人，《論語·憲問篇第十四》載：“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聰明)，公綽之不欲(不貪得)，卞莊子之勇(勇武)，冉求之藝(多才多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長處窮困)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可以看出，孔子所謂成人分古、今兩種，古之成人是最理想的，今之成人是次之的。君子和小人這兩個概念，在孔子言論中經常是對比出現的。他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篇第四》);“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同前);“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篇第十五》);“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論語·憲問篇第十四》);“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篇第十五》);“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罕篇第九》);“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篇第七》);等等。上述所羅列的“君子”和“小人”的種種思想言行，是以道德品質的高下作為評判的標準的。

基于對社會的責任感和歷史的研究與實踐考察，在統治者不把人作為人看的情況下，孔子重視到了人的價值。他的仁愛思想，求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要求發展人的獨立人格，對于緩和社會矛盾，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關鍵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