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與道家文藝思想的互補關系，這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中是個老而又老的話題了。然而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與側面，不斷地發(fā)現(xiàn)新的問題，提出新的思考。
縱觀我們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作為意識形態(tài)上最為活躍、最為開拓創(chuàng)新的“先秦”時期即春秋戰(zhàn)國時期，真可謂“百家蜂起，諸子爭鳴”。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這競相爭榮斗艷的百花紛紛凋零的時期，“獨尊儒術”的文化專制主義下，諸子百家學說自然而然地被壓制而衰落，但是，不處于正統(tǒng)地位(個別歷史時期除外)的道家，卻始終沒有被消滅，而是長久的與儒家共存了下來。究其原因，無外乎它們之間有著互補的關系。下面主要從它們的各方面的對立中找相通從而轉化為互補。
文藝價值取向方面
儒家更強調文學的社會價值;道家強調文學的審美價值。儒家偏向提倡積極入世，推崇憂國憂民的士大夫精神，關注文藝對社會的價值;道家崇尚出世，追求個人的超然獨立，更關注文藝對個人的價值。簡單來說，儒家是以現(xiàn)實的政治為“家”，道家是以自然的理想為“家”。
表面上看來，儒、道是離異而對立的，一個入世，一個出世;一個進取，一個退避;儒家思想強調的是藝術為社會政治服務的實用功利思想，道家強調的人與外界對象超功利、沒有作為的關系——即審美關系;儒家對文藝的影響主要在主題內容方面，而道家對藝術的影響則更多的是在創(chuàng)作規(guī)律方面。但實際二者相互互補、相互制約，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要思想核心。比如先秦儒家主張文人積極入世，但有時候現(xiàn)實終究會不如人意，連汲汲以求，創(chuàng)立儒家學說的孔子都說過：“天下有道則現(xiàn)，無道則隱。”(《論語·微子篇》)當中國的文人發(fā)現(xiàn)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救贖這個世界的時候就會產生困惑，從而陷入巨大的精神危機之中。這時先秦道家的超世主義特別是莊子的“逍遙游”思想就成了中國文人精神的最后的皈依。林語堂先生也說過，中國文人的社會理想是儒家的，個人理想是道家的。真是深刻精辟的論斷。
因此說對于中國文學，由于儒道對文藝不同的價值取向，使得中國文學可以在二者之間取得平衡，避免走向任何一個極端。儒家批判社會現(xiàn)實，所以中國文學不會淪于無病呻吟，喪失歷史洞察力和改造現(xiàn)實的力量。道家關注人的內心，注重文藝的審美價值，所以中國文學不至于徹底淪為政治的傳聲筒，喪失超越和批判現(xiàn)實的力量。儒道文藝思想在文藝價值取向方面的互補對于中國文學的發(fā)展可謂是舉足輕重。
文藝審美風格方面
儒家主張中和之美，追求“善”與“美的統(tǒng)一”;道家崇尚自然樸素，追求“真”與“美”的統(tǒng)一。儒家向往的是社會美學，注意發(fā)揮文藝規(guī)范社會秩序的社會功能，道家向往的是自然美學和生命美學，注重文藝對人類自身提升的作用。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儒家在重視文藝的同時，往往容易忽視文藝的審美特性，這種對政教功能的片面性無疑強烈束縛了文藝。它在重視對人與社會的作用，以及處理好與社會的關系的同時，提出了文學存在的最大價值是因為它“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是因為可以“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因為可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在儒家的文藝觀中，文學的功能是遠遠重于其本質的，它的價值就體現(xiàn)它具有諷柬功能。至于文學本身是什么樣的，并不是儒家的文學觀所關心的。
而道家則從根本上否定文藝，但其審美態(tài)度、藝術眼光和自由精神，及其對“道”獨特的闡述方式，卻特別契合于文藝。在道家的文藝觀里，文學“美”的這一面就相對突現(xiàn)了，而善的一面，即倫理社會所要求的那種善就淡化了，道家的文藝觀所重視的善是對個人靈魂的影響程度，是對個人生活和心靈的指導作用，多是關于對文學創(chuàng)作經驗的闡述和研究，這一點，在《詩品》中體現(xiàn)地非常明顯。這里，儒道文藝的相對照之下，就可以很明顯的發(fā)現(xiàn)，儒家的文藝觀對文學的外在的教化作用的一味追求，容易忽略了文學之為文學的美，導致在政治的陰影下存在，作為政治的工具和附庸而存在，但是這樣的一味傳道的文學是死的，沒有生命的，是僵化的，是無法超越而得到更新的價值的。而道家的文藝觀正好彌補了儒家一味重視文學教化性的缺陷，它把文學研究和文學評論引向了文學本質的方向，一個一直為儒家的文藝觀所忽略的方面，在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探討研究中，文學才有條件獲得新的生命，才能讓各種思想在其中競相開放而呈現(xiàn)氣象萬千的局面。儒道文藝觀恰成互補，深遠影響了后世文學文論。
文藝批評標準方面
儒家主張“思無邪”，道家主張“法天貴真”。儒家認為文學觀照的對象，感情的抒發(fā)要受到禮樂的制約，追求“怨誹而不亂，好色而不淫”，“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不能過度;道家則要求按照自然之道，追求物我合一的境界，表達要自然率真，不失本色。
儒家在進行禮樂文化的重建過程中，為鑄造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習慣做出了特殊的貢獻。對于詩，孔子才會有“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的訓導;對于樂和舞，孔子才會有“三月不知肉味”，“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論語·(述而》)之類的感受。孔子詩學批評上倡導的雅正觀，體現(xiàn)了他的“中庸”哲學思想和重倫理道德的審美觀念。《論語?為政》：“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正而無邪，是孔子詩學批評的重要原則。他將這一原則用在具體的文學批評上，要求詩有雅正中和之美，如稱《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對于其認為有失雅正中和之美傾向的“鄭衛(wèi)之聲”提出“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家邦也。”(《論語?陽貨》)，以“鄭聲淫”，故欲“放鄭聲”(《論語?衛(wèi)靈公》)。儒家詩教崇尚雅正的傳統(tǒng)始終被遵從和提倡。但這些文學問題的論述往往是片段的、散漫的、結論性的。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古代詩、樂、舞等表現(xiàn)藝術相對發(fā)達的歷史特征便可以在儒家以禮樂來建構文化的獨特方式中找到根據。但在內容上，由于“禮”的等級觀念始終規(guī)范著“樂”的自由想象，致使藝術的形式發(fā)展得不到觀念更新的配合與支持，以至于萬變不離其宗，總是在“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的情感模式中轉圈子，由中庸而平庸。于是，由最初富有創(chuàng)造性變成了形式和內容的雙重異化。在這種情況下，儒家與道家的互補便具有了特殊的歷史意義，中國古典美學才得以健康而持續(xù)地發(fā)展，從而創(chuàng)造著人類藝術史上的奇跡。
關于文藝接受方面
孟子主張“以意逆志”和“知人論世”，強調從作家作品角度去鑒賞;道家則強調發(fā)揮讀者的主觀能動性。老子提出自身要“滌除玄鑒”《老子·(十章》，)以虛靜狀態(tài)去感受作品之美。莊子更從虛靜基礎上提出“心齋”的自我提升方法。
由此可見，老、莊對藝術法則的解構，只是要摒棄人為的功利標準，并不是要踐踏客觀的自然規(guī)律;相反的，在處理自然與自由的辯證關系上，道家的主張法則則是有其獨到的見解和創(chuàng)意的。而我們也可以看到對于它們在文藝接受的主張，無論是作品角度去鑒賞，還是發(fā)揮讀者的主觀能動性都是不可或缺的，在這一點你來講，它們應該得以互補。
事實上，正是在先秦儒家與道家文藝思想在各方面上的互補所形成的必要的張力的推動下，中國美學才可能顯示出多彩的風格并得到健康的發(fā)展。
關鍵詞：論語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