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的精神追求確立君子人格的標桿，敦促人將這種超越的精神追求落實于平凡生活，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方面。在《論語》中，孔子強調通過不斷學習、實踐、修養和交往，使人形成與其社會本質相適應的人格素養，進而為自身發展奠定基礎。特別是《述而》篇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更是對這一思想的精煉概括，并突出強調了成“人”的四個基本面向。

　　“文”教

　　孔子不止于對靜態的文獻資料的傳授，更強調對其中所包含的精神本質的領悟和把握，注重以“文”化人，使人通過學“文”獲得精神層面的提升，進而達到“文”以成“君子”的目的。孔子將“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作為“文”的表現，因為敏而好學者能見賢思齊、追求進步且積極行動，不恥下問者雖居高位也能虛心求教、尊重他人。

　　

 

　　這些正是文化修養帶給人的精神風貌與行為氣質的改變。在“文”“質”關系與君子人格的形成問題上，孔子強調“文”“質”需要適度協調發展，不能偏于一隅。他曾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

　　“行”教

　　孔子注重實行，從不空泛討論某個理論問題。

　　“行”教至少包含四個方面：第一，“行”不離心，強調表里如一。孔子認為，只有人的內心建立起自覺和自律，其外在行為才有可能展現真正的仁德，他對那些“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匿怨而友其人”“色取仁而行違”的虛偽行為非常厭惡。

　　第二，“行”而有恒，強調堅持不懈。例如，孔子借南人之言和《易傳》恒卦爻辭表示對行而有恒的贊同：“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第三，“行”有分寸，強調知止權變。在孔子看來，“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因此恰當的行為是“約之以禮”的結果。為避免教條地理解和遵循禮法，偏離仁義之本質，孔子又主張義以為質、適度權變，這反映在守信觀上即君子應“貞而不諒”。

　　第四，“行”見于事，強調社會責任。孔子認為，學“文”的目的不能止于在個人的精神世界里自得其樂，而必須要在實踐中發揮積極作用，他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忠”教

　　對“忠”教的理解，不能囿于為(他)人的立場。“忠”的核心是“忠”于己(心)，對他人的“忠”只是忠于己(心)的外顯。盡管孔子強調弘道于世，但是弘道的人首先要成“人”。所以成“人”教育首先是成己教育，“成己”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在施以“忠”教時，孔子所注重的是對事誠心盡力、對信念貞一篤定等。

　　例如，子張問孔子：“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孔子回答：“忠矣。”孔子認為子文是因為心無偏私，所以能不為外物所動;因為誠于心，所以能盡其力;因為篤定于義，所以能行為一貫。因作出“忠”的評價。

　　

 

　　在《季氏》篇中，孔子將“言思忠”列入“君子九思”之一，這里的“忠”就是強調說話要能前后相顧、貫徹始終，而不可侈言放行。

　　總之，“忠”的主旨在于敦促主體堅持對人對事的一貫信念，竭盡所能、恪盡本分。

　　“信”教

　　“信”至少包含兩種意思，一種是人言(承諾)，一種是伸展。在《周易·系辭上傳》中，孔子說：“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意思是只有順應天道正義才能獲得上天的庇佑，相應地，在人與人之間，只有履信踐諾才能獲得支持和幫助。而履信踐諾需要基于順道義這個前提。

　　在《論語》中孔子也表達了類似觀點。比如，“信則人任焉”即為“人之所助者信也”的同義表達;而“君子貞而不諒”“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可看作是“履信思乎順”的具體闡釋。

　　《系辭下傳》中說：“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將“信”作“伸”解，可以理解為內在于心的“誠”發見于人、事的狀態，即忠于內而信于外，內恒有而外恒陳。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教弟子立“信”實際上就是教之有“恒”，因有“恒”而致人“信”“任”是事態發展的應然趨勢。

　　“四教”與成“人”的關系

　　《憲問》篇中，孔子指出：“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這里面即包含了“四教”成“人”的邏輯思路：思義的前提是知義。大多數人并非“生而知之者”，通過學“文”以達到知義是最可靠的路徑。“見利思義”實際上就是“行”——以義為原則權衡利之當取與否，然后為之。“見危授命”是“忠”的表現。一個人能于危難之時，慨然置生死于度外，沒有誠己的自覺追求是不可能做到的。“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當貧困與磨難無法動搖和改變一個人對自我的要求和做人的原則時，守“信”踐諾對他來說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在《衛靈公》篇中，孔子進一步申述了上述觀點：“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值得注意的是“信以成之”。就一個人的成長來說，學“文”能獲得智識的增長、學“行”能直觀實踐的經驗、學“忠”能將“文”與“行”對應起來，然后反求諸己使“文”“行”兩種素質進一步鞏固和成熟。但這些顯然都還只是修煉自我的過程，是以為己之學逐漸向外鋪展，使社會與他人逐步感受并認可，從而積累聲譽的過程。

　　而學“信”才能建立起自我與社會、與他人的積極聯系，進而將前期的聲譽積累定型，并為社會與他人所公認，產生公信力。也只有當個人素質轉化為公信力時，社會與他人才會反過來產生“任”的意愿，以社會公共事務或個人事務相托。“信”則“任”，“任”了才有平臺，有平臺才能有為，才能推行自己的主張，施加自己的影響，從而實現個人價值。所以立“信”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如果說培養前三種素質是練內功，那么“信”的確立才能真正完成由內及外的過渡。這樣，文、行、忠、信四個方面就呈現出一種客觀可靠的邏輯關系，即由知到行，由行到事功。從人的發展角度來說，就是由智識德性的精神發展到自我價值的現實達成。

　　由此，孔子通過“四教”不僅將人的精神世界與現實生活打通，使人的精神追求立足于踏實的生活，而且在身心的向上求索與向下落實之間設計了合乎規律的積累和鋪墊過程，使思的成熟與行的圓融相互支撐，構建了一個良性開放的人格塑造系統，使求仁得仁成為可能。

關鍵詞：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