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倡導忠恕之道

　　孔子的忠恕之道，出現在《論語·里仁》之中，是他的學生曾參從他的話中悟出來的：“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衛靈公》中，孔子又對子貢說到忠恕的“恕”字：“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是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八個字來詮釋“恕”字的。

　　仲弓問仁時，孔子對他說的也是這八個字，見諸《論語·顏淵》：“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就是冉雍，是與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一起排在德行科的孔子的高足。據說在《荀子》一書中，每每與孔子一起被荀子稱道的子弓就是仲弓。

　　以上所引，都在《論語》之中。《中庸·篤行》中，也有類似的話：“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只是“不欲”改成了“不愿”。

　　孔子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時間，對不同的學生說及同一種道，可見他之所謂“吾道一以貫之”不虛。

　　為什么孔子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八個字來詮釋他的恕道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八個字，含有設身處地的意思，朱熹的《中庸集注》對忠恕二字的解釋是：“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設身處地，推己及人，就會對別人多一份理解，多一分寬容。這有點像現在所說的換位思考——你能坐在別人的位置上替別人著想，也就能夠理解萬歲，不與別人斤斤計較。因此，這種恕道，就被理解為寬恕，或曰寬容。

　　然而，接著冒出來的第一個問題，是人的外延。

　　與《中庸》一起被列入四書的《大學》中說：“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后。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這段話說的是上下左右，對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人，是一個完整的解釋。上司將不合理的事情強加于你，如果你感到厭惡，就不能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下級;下級對你陽奉陰違，如果你感到厭惡，也不能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上級;左邊的同事貪天之功，將功勞都歸于他，你感到討厭，不能以同樣的方式去對待右邊的同事;右邊的同事文過飾非，將過失都推到你的身上，你感到憎惡，不能以同樣的方式去對待左邊的同事，這就是《大學》所說的“絜矩之道”。

　　同樣的意思，在《中庸·篤行》中也有表述，那是孔子以“絜矩之道”來反躬自省的：“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當然，孔子在此說的上下左右“丘未能一焉”，自有其客觀原因。例如，他三歲時喪父，要求兒子盡孝道之時，其父早已不在人間，他想以同等規格“事父”而不得。但這一段話，對于我們理解他的恕道，理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人，依然有益。孔子要以恕道對待的人，均在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列。

　　這種勿施于人，都是順時針方向的，他反對惡與恨的惡性傳遞。

　　于是又冒出第二個問題，要是逆時針方向呢，這種勿施于人是否可行?孔子的恕道，是否也包括這種逆時針方向的勿施于人?例如，所惡于上，你是否也毋以使上?即使“上”專橫跋扈，蠻不講理，你也忍氣吞聲，唯唯是從?在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外，例如異族入侵，將你所厭惡的戰爭強加于你，你是否也逆來順受，任人宰割?從《中庸·篤行》篇看，孔子好像并不贊成這樣做，就在說君子之道四這段話之前，他還有一句話：“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何謂“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用朱熹在《中庸集注》中的話說，則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一直到他改正為止”。

　　由此觀之，孔子以及儒家的寬恕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是有度或有條件的，而不是絕對的。就是孔子本人，也不可能有絕對的、無條件的寬恕。《論語·八佾》第一條便是：“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這個忍字，有人解釋為忍心，意思是他們連這樣的事都忍心做得出來，還有什么事不忍心做出來呢?經學家范寧，卻將它解釋為容忍，也就是說，如果連這樣的事都可以容忍，還有什么事不能容忍呢?我卻以為二者兼而有之，只是角度不同。對孔子來說，僭越與忤逆可是天大的是非，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的。這遂有“墮三都”之業績。

　　其實，孔子不能寬恕的，遠不止“八佾舞于庭”的季氏。對于陽貨，他是不能寬恕的。對于少正卯，他更不能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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