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

關鍵詞：論語,憲問第十四

　　子貢問：“管仲不能算是仁人了吧?桓公殺了公子糾，他不能為公子糾殉死，反而做了齊桓公的宰相。”孔子說：“管仲輔佐桓公，稱霸諸侯，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了今天還享受到他的好處。如果沒有管仲，恐怕我們也要披散著頭發，衣襟向左開了。哪能像普通百姓那樣恪守小節，自殺在小山溝里，而誰也不知道呀。”

　　這一段話，夫子也是給子貢把管仲做一個評價，評價得更清楚《雪公講要》里面引用了《劉氏正義》，劉寶楠先生的《論語正義》當中說了一段話，這段話可以說就很具體的做一個評論。這話是這樣講，「注言此者，見夷狄入中國，必用夷狄變夏，中國之人，既習于被發左衽之俗，亦必滅棄禮義，馴至不君不臣也」。就講古注里面說的，如果夷狄入了中國，夷狄是少數民族，外國人，外國人侵略中國，那就用外國人的那種制度，改變中原的這種禮樂制度。中國之人，既習于被發左衽之俗，你是用什么制度去規定百姓，用什么禮來教化，人就會變了。那用少數民族外國的那個禮，中國人就會變成被發左衽，不講禮了，那一定是滅棄禮義，禮義就沒有了，其后果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人倫道德都不復存在。所以我們看到這一點，聯想到日本侵華戰爭，二戰的時候，日本打中國，對中國最大的傷害，不是在生命財產上，當然那種傷害非常慘痛，但是更慘痛的傷害是把我們中華文化、圣賢道統徹底打破，禮義完全沒有了，中國文化在那里就斷了。現在要慢慢把它復興起來，就很不容易一件事情，可能還是要幾代人不遺余力的去努力，那這個傷害是至為嚴重的。所以國家能夠安定、能夠和平、能夠富強，有利于保證它自己文化的保存。

　　「劉氏又說」，劉寶楠先生他又講到，「管仲志在利齊國，而其后功遂濟天下，使先王衣冠禮樂之盛未淪于夷狄，故圣人以仁許之，且以其功為賢于召忽之死矣。然有管仲之功則可不死，若無管仲之功，而背君事讎，貪生失義，又遠不若召忽之為諒也」，這個評價也很中肯。管仲，他當時立志輔佐齊桓公，在利齊國。因為齊國是強國、大國，這個大國興起來之后，就能夠幫助天下安定，這很重要。確實，管仲實現了這個理想，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不是用武力稱霸，這叫用王道，不是用霸道，讓所有的諸侯都能夠歸附，都共同尊禮，這樣就使到禮樂復興起來，這個文化復興起來了。我們藉古論今，現在中國是大國，愈來愈富強，如果中國能夠安定，能夠將傳統文化復興起來的話，那他也必定能夠像當時齊國一樣，利濟天下，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中國古圣先賢的教導，不崇尚武力，崇尚和平，講究協和萬邦。所以現在中國國家領導人提倡和諧世界的理念，這個理念是植根于中華圣賢道統。

　　中國人自古以來，講和為貴。不像外國，外國強大了，就想到打別人。鴉片戰爭怎么來的?這些歐洲國家強大起來了，貪婪就膨脹，就要打中國，蹂躪中國，這是損人利己。你看中國歷史上強大的時候，沒有一個念頭想打別人。明朝鄭和下西洋，七次下西洋給世界人民帶什么?帶中國的茶葉，中國的陶瓷、絲綢這些特產，去送禮去的，而且把農耕的技術、把文化傳到了外國。所以當時東南亞那些國家，深得中國之利。鄭和當時的艦隊不得了，是世界最強大的艦隊，它要是想吞并其它國家，那是易如反掌。可是，明朝當時沒這么做。因為這是什么?老祖宗教誨的，老祖宗教我們以和為貴，講究仁道、講究以德化民，這是王道。怎么能夠以武力欺壓別人!

　　所以，中國只要真正把傳統文化、圣賢道統復興起來，這正如湯恩比博士所說的，這是一位了不起的英國倫敦大學的歷史哲學家，他就講只有中國能夠統一全世界。他說，這個世界要真正化解一切戰爭，只能是政治上統一，大家都是一個國家了，就沒有戰爭可打了。但是，誰有這個資格統一世界?他說只有中國。為什么?他深懂得中國的歷史。這種統一，絕不是說武力的統一，絕不是。用武力統一，那我們看到前車之鑒了。德國法西斯想統一世界，用武力，最后失敗了;日本法西斯想統一亞洲，最后也失敗了。不行，這條路走不通。靠什么統一?靠文化統一。所以有人說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是中國人的世界。中國人靠什么來領導世界?只是靠文化。你說靠政治、靠軍事、靠經濟，這都不行，這也沒有歷史的這種前面的經驗。

　　自古至今，沒有國家說能夠用政治、用軍事、用經濟能夠長久統一世界，不可能。像羅馬帝國，那么的強大，不可一世，最后還不是滅亡了?所以，能夠統一世界的，只是推行和諧的文化，就像管仲輔助齊桓公那樣，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尊禮。因為禮是每個人性德，講禮每個人都喜歡，世界各國都歡迎。所以湯恩比先生講的，那真是真知灼見，把中國的文化復興起來的時候，中國文化是什么?他講得非常的具體，「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必須靠中國的孔孟學說與大乘佛法」，靠這個，用這個來領導全世界。這是以德來感化，絕不以武力，所以中國的強大，不會威脅其它國家。為什么?中國沒有威脅別人國家的歷史，文化也不是這樣教我們的，我們的老祖宗教我們以和為貴。所以，管仲輔佐齊桓公，這個確實給我們很深的啟示。

　　湯恩比先生說，我們現在的這個時代，就像中國春秋時代一樣。春秋時代成功的例子，就是管仲輔助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所以我們國家首先自己要把傳統文化復興起來，這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使命。我們未必能夠做到像管仲這樣的功業，但是要有管仲的心，要有孔子的那種心，從自己做起，自己成圣成賢。有這個機緣，這個世界眾生有福，你可以幫助這個世界走向太平。這個世界要是沒福，像孔子一樣得不到重用，他有管仲之能，但是沒有齊桓公，他得不到重用，他就教學。以后到了漢武帝的時候，董仲舒建議，漢武帝于是獨尊儒術，把儒家文化就尊奉起來了，于是中國至此都維持著大一統，基本上都是和諧安定的。即使是改朝換代，也就是亂幾年，最多是幾十年，完了之后，很快就安定了。建國的這些帝王，很快又用儒家的文化來教導百姓，重新恢復到大治。

　　所以，當時管仲之功，劉寶楠先生的評價就是說，使先王衣冠禮樂之盛未淪于夷狄，中國的圣賢道統、文化，沒有被這些外國人、這些侵略者糟蹋，這是管仲之功。故圣人以仁許之，圣人是孔子，孔子稱管仲是仁者，許是稱許。且以其功為賢于召忽之死矣，這個以是認為，認為管仲的功績比召忽的死更賢、更善，召忽只是殉節，管仲真正能夠利益萬民。底下又說，然有管仲之功則可不死，我們有管仲的這個能耐、這種智慧、這種才能，那可以不死，可以輔佐新的國君安定天下。若無管仲之功，而背君事讎，貪生失義，沒有管仲這樣的一種能力，而背離自己的國君，事奉讎敵，這貪生失義，這個存心，他是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圖個人的榮華富貴，那就失掉了道義。這種人，我們現在講的是漢奸，像汪精衛，給日本人效勞去了，這就是漢奸，貪生失義。又遠不若召忽之為諒也，這個諒就是小信，召忽他的死是守信，有信義，為他的主人而死，這就值得稱嘆，他把義看得比自己生命還重。

　　管仲跟召忽同為公子糾的臣子，管仲不死，為天下，當然更為賢德。可是，如果沒有管仲的能力，要有自知之明，而且那個國君又不是齊桓公，這個因緣可不容易找。你看，那個主人也是一位賢君，很賢明的，齊桓公他有這樣的心量，你看你管仲曾經想殺我，我都能不僅原諒你，還要重用你，這樣的心量，他能夠稱霸天下。管仲自己也確實自己知道他有這個能力，遇到這樣好的緣分，就不能死了，應該為天下萬民服務，這種機緣不容易得到。管仲他當然有智慧，審時度勢。假如他看到齊桓公不是這樣一個心量很大的人，當然齊桓公如果心量不大，也就不可能放過管仲，對吧?你殺我，我肯定要把你碎尸萬段，那管仲當然他也就下場是死。即使遇到齊桓公，自己沒有那個能力，能夠幫助齊桓公，輔佐齊桓公的話，那自己就一死了之，像召忽那樣，也不失為一位義士。所以在這里，我們都要仔細的去斟酌。

　　再下面一段，我們看蕅益大師的批注，「大丈夫生于世間，惟以救民為第一義」，這就講得太具體落實了。為什么管仲可以不死?以救民為第一義，不是貪生怕死，死也是為民，生也是為民。「小名小節，何足論也」!像管仲這樣，他可能是被人譏嫌、毀謗，你怎么貪生怕死，還事奉你的仇敵，這名節會受損，他沒有放在心上，不看自己有什么名節，但看能不能夠為天下萬民謀福祉，你看這存心。所以，「天下后世受其賜，仁莫大焉」，這是最大的仁。「假使死節，不過忠耳」，像召忽那樣死了，為他的主人殉節，主人死了，他也要死，這是忠。當然也很難得，我們都非常贊嘆。但是，「安得為仁」?這不是仁。召忽沒有到仁的境界，他只是忠。仁比那個忠更高。但是，忠是仁的一個基礎。

　　像夫子曾經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孔子自己講，這十戶人家里頭一定能找到一個人，跟我那么樣忠信的人，忠信是道德的根基，但是這個人不如孔子好學。所以他能夠成為一個忠人，忠信之人，成不了一個仁人，也就是成不了圣人，原因是他不好學。換句話說，有了忠信，未必能得仁;而倒過來，有了仁，他必定是忠信之人。那這個忠，就不是小忠;那個信，也不是小信，是大忠大信。大忠是什么?忠于全天下之人民，為他們服務，這是忠，而不是只為一個主人服務而已。召忽只是為公子糾服務，小忠;管仲為天下人服務，大忠。召忽殉節，是小信;管仲他沒有為自己的主上去殉節，好像失信了，但是他這是大信。大信以什么為標準?以義為標準。有了義，這個小信有時候在某種條件下可以不守，就像我剛才舉的例子，孔子發誓，最后可以不守信。原因是什么?為了人民，都不是為自己，這才符合仁。

　　底下蕅益大師又再評論說，「況又不必死者耶」。當時管仲不必要死，他能夠一樣實現為民謀福祉的這樣一個理想。「當知召忽之死，特匹夫匹婦之諒而已矣」。孔子講的匹夫匹婦是普通人，一般凡人，諒是小信、小忠，召忽只能歸到這一類人。所以召忽之死，只是匹夫匹婦之諒而已。當然，這種人也是忠義之人了，它不是貶義，能做到這種人，道德也是相當有水平。但是，他的格局不高。

　　底下又引兩個人的例子，「王珪魏征，亦與管仲，同是個人」。王珪、魏征都是在唐朝剛剛建國的時候，李淵稱帝，當時的太子叫李建成，王珪和魏征都是輔佐太子李建成的。后來，李淵的幾個兒子互相爭奪王位，當時李建成，還有李世民(就是后來的唐太宗)，還有一個齊王李元吉，三方勢力就非常的大，互相在那里斗爭。王珪，當時輔佐李建成。結果李世民他很有計謀、很有謀略，制造了一個玄武門事變，李世民殺了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就把太子殺了，也把齊王李元吉給殺了。結果李淵就讓位于李世民，就稱為唐太宗，李世民就尊李淵為太上皇。

　　李世民是一個非常愛才的人，看到王珪，還有魏征，都是賢才，于是就禮賢下士，不計前嫌，請他們來做官。王珪和魏征，當時都曾經出謀劃策幫助李建成打倒李世民，等于是李世民的仇家，但是唐太宗心量很大，他可以說相當于齊桓公這樣的一種人。王珪和魏征相當于管仲，看到唐太宗確實是一個大心量、大智慧的國主，于是也就死心塌地為他們服務，為唐太宗來服務，最后幫助唐太宗實現了貞觀之治。

　　我們知道魏征，那是唐太宗的一個有名的諫臣，勸諫唐太宗，不留情面，犯顏直諫。有時候唐太宗很生氣，魏征都據理力爭，反正魏征不怕死，他知道如果唐太宗這個人不能聽勸諫，自己死了就死了。他原來為自己的主人李建成，李建成被殺，按道理他應該死、他應該殉節，所以他不怕死，他把生死置之度外，因此對唐太宗是敢于犯顏直諫。難得唐太宗他是一個受諫的人，他有福，能受諫就有福。有福的國君來領導這個國家，這國家人民有福。所以，你看王珪和魏征都是這樣，他們都是唐太宗的諫臣。這是什么?良臣得遇明君，這種因緣也是很難得，所以他們不死。這個反而是大節，不是小節，不是匹夫匹婦之小諒，可見得他們這個存心都是為萬民。

　　現在我們老恩師得到了一部《群書治要》，這本書當時就是魏征領頭，帶領大臣們編輯的，專門給唐太宗看的。唐太宗是十六歲領兵打仗，畢竟是讀書讀得少一些，他當了皇上以后，就想到多讀點書，知道中國文化里面有好東西。這里頭有沒有治國平天下的這些重要的道理，他想學習，這是一位很有作為的、很有見識的明君。所以魏征于是就編輯了一套，就把中國古圣先賢經典里面有關于治國平天下的這些教誨收錄起來，就叫《群書治要》，給唐太宗看。這本書后來在中國反而失傳了，被日本人請回他們那里，在中國反而失傳，日本人保留著。結果到近代才從日本又傳回中國。我們師父一看，這是好東西，準備在臺灣印個三千套，做為我們學儒的，特別是學怎么做個領導人，不管你是將來想做國家領導人，還是企業的領導人，反正領導怎么當，學問都在這里，看了這部書，等于看了幾十部經典。

　　所以，王珪、魏征跟管仲是同樣的一種仁人志士。明白了這個道理，底下蕅益大師又說，「若夫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本非圣賢之談，正是匹婦之諒」。若夫就是至于說，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這樣的說法，說一個臣子是忠臣就不能夠易主，只能夠事奉一個君主。這實際上不是圣賢之談，圣賢人沒有這樣教。孔子他贊嘆管仲，管仲是事二君，但是他這個忠是大忠、大義、大信，這是仁。在歷史上有個很有名的例子，就是方孝孺，明成祖朱棣叛亂，自己當了皇上，就讓方孝孺寫詔令，詔告天下，等于是幫自己正名，自己當國君。方孝孺當時是一個很有威望的學者，也是明朝的重臣。方孝孺破口大罵，說你是燕賊，因為朱棣是燕王，燕賊作亂。朱棣很生氣，結果滅了方孝孺十族，不是九族，十族。方孝孺，當然也是難得的忠臣，忠臣不事二君。可是明成祖朱棣，確實比前一位的皇帝要相對來說賢明一些，后來明成祖確實也很有作為。

　　我們試想，假如方孝孺當時不死，能夠輔佐明成祖，那他可以做帝王之師，就像魏征事奉唐太宗一樣，唐太宗把魏征視若自己的老師，那可能明朝的人民會有更大的福報。所以「忠臣不事二君」，這種說法，并不是圣賢人說的。真正忠臣，不管事什么君都要以民為重、以民為本。當然說這個話，我們也不是說提倡隨隨便便事二君，不斷的更換自己的主人。如果是有一絲毫的私心，為了圖自己的私利，為了自己的名聞利養，那就是不忠不義。人家管仲是一絲毫都沒有這樣的想法，像王珪、魏征都沒有這樣的想法，所以他對唐太宗都不客氣的，直言相勸，他能夠死都不怕，所以他能夠做一個忠臣。那就是前面我們講到的，如果沒有管仲的能力和才華，又遇不上像齊桓公那樣的明主，那真的你能夠殉節，也不失為一個忠臣。當然，這些事情只是可遇不可求。

　　【評析】

　　本章和上一章都是評價管仲。孔子也曾在別的章節中說到管仲的不是之處，但總的來說，他肯定了管仲有仁德。根本原因就在于管仲“尊王攘夷”，反對使用暴力，而且阻止了齊魯之地被“夷化”的可能。孔子認為，像管仲這樣有仁德的人，不必像匹夫匹婦那樣，斤斤計較他的節操與信用。

　　微：無，沒有。

　　被發左衽：被，同“披”。衽，衣襟。“被發左衽”是當時的夷狄之俗。

　　諒：遵守信用。這里指小節小信。

　　自經：上吊自殺。

　　瀆：小溝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