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整個東方的文化而言，孔子也許算是最特殊的存在。西方人總試圖將儒學作為宗教理解，他們所看到的孔子是一位精神的偶像，也許，如果所有無法擺脫的精神制約都可以視為宗教的話，孔子確實是這樣一種后果的直接締造者。但實際上這種認識存在非常大的偏差。虔誠的教徒永遠不能理解的是，在中國宗教始終不過是無數圍繞“治世”而采取的手段之一，不會有一個帝王真的允許哪個宗教來控制他世俗的天下，所以也不會有哪個人懷著神圣的心情認真去探討神存在的可能性。中國不會出現像文藝復興那樣的人性覺醒期，因為中國人的眼睛，從來沒有片刻從人生活的世界移開到上帝的宇宙中去過。中國的哲學是徹頭徹尾經世致用的哲學。“子不語”所表達的表象的敬畏之下實質則是漠不關心，以致所有“怪力亂神”在最初就驅逐出了研討的范圍，也使得在后世這種實用主義的風氣經年不絕。

然而著眼于現世，卻并不意味承認現實。

東方的讀書人，總是懷有類似“勸世”的情結。所以孔子長久擔當的真正角色是教育者。在他本人的時代，儒學倡導的是人的自制，上至君王，下至草民，人應該使自己向一種理想人格趨近。孔子將之定義成為“君子”。通過強調人的修身與自省，孔子宣揚當一個君主的自我修養達到完善，那么他的權力就可以通過最和平高貴的方式來保證。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天真，因此我們看到后世雖將孔子本人拜為先師，卻沒有幾個強大的君王是按照他的理念在經營他的政權。盡管如此，那些對于理想人格的設定卻并沒有被輕賤。今時今日，中國人的道德標尺也依然圍繞著它們，謙遜淡定博學慎行的君子形象在我們的潛意識中始終被向往，但它一直以來被推崇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誰也還沒見過它的完成。那些勸誡簡短如“不遷怒，不二過”，如“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卻無一不是包含了對于自身情緒與意識的雙重控制，“君子”是一群有著絕對精神力的人，從這種意義上看，孔子相信個人意志的力量勝于環境的影響力，因為在他的描述中，“君子”無所謂貧富職業境遇，他們從不慌張，從不刻意爭取，永遠只是物來則應隨遇而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變色，而一旦被委以大任，他們又能把一切都做得很好。

這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悖論。

儒學的本末，都成為這個悖論之下的一個圈套。這個圈套的根基是一個絕對正確的假設，它決不可能實現，同時任何理論又都不可能推翻它，結果就是連它的創造者本人也被它套了進去。諷刺的是現實之中，孔子并沒有像他所說的那樣應該只是做好全部的準備來等待時機的降臨。眾所周知，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試圖說服那些絕不可能——按照他所說的，去重現一個絕不可能回到的美好過去——的君王的努力中。這是非常悲哀又奇怪的事。我們看到過最標準的智者形象，是像老子那樣遁世于飄渺的。因為如果看清了全部的現實，就會明白要改變已成規矩的方圓只能是種妄念。我很難相信孔子真的認為他所理想的世界可能到來，他所留下的形象也從來不是這樣一個野心而自負的人。在他所留下的關于自己理想的敘述中，我們看到的是和所謂“治國平天下”截然不同的方向。他喜歡音樂，向往沐風逐月的清逸閑悠，崇拜老子，直言見老子猶見真龍。但是最終他一天也沒有真正去落實過他的憧憬，他舍棄了清高與優雅，以卑微的姿態投身于時代的洪流中，試圖用老邁的身軀擋住滔滔的江水。而這一切的理由，也許只是出于一種悲憫與責任感。他背負了整個時代的理想與現實。他的智慧一定使他看到了未來只會是現實的不斷重演，被遺忘的美德從不會被喚醒，就如它們從來不曾真的存在過。帶著這樣的矛盾與感傷，他一生都在做一件明知不可為的事。如同一句古老的箴言所說：巨大的悲憫，超越了善。他注定會失敗。他成為了不可被戰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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